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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商会第二期“总裁圆桌会议”

2008-12-02 00:00  

主题:环境商会第二期“总裁圆桌会议”
时间:2008年11月26日下午15:00
地点: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201会议室
   
  骆建华:今天召开第二次总裁圆桌会议。会议主题有两个:一个就是请财政部贾康所长,就当前的扩大内需政策做个解读;第二,请企业老总讲“环保企业如何过冬”,做个座谈。到目前这两个题目实际上是一个题目,因为环保企业能否“安全过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国的情况,往往经济热的时候,环保就热;经济冷,环保就冷。大河有水,小河就不会干。下一步宏观经济形势究竟怎么样?最近中央出台了“四万亿”的扩大内需政策,很可能在12月初中央要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可能有更多的政策,更好的消息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请各位老总座谈一下,就“环保企业如何过冬”的问题。现在我们是不是先谈,等贾所长来了以后,再请他谈一谈。看看哪位老总先说一说?


  文一波:大家坐在一起耽误很多时间,我想因为下午,我们时间也是有限。今天我们商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把我们部分会员,大家聚在一起。我记得今年7月份的时候在珠海开年会的时候就谈到,可能是一个“寒冬”的事。因为当时经济环境其实还没这么糟糕,金融危机是到9月、10月份之后的事儿了。可能行业各类不同性质的企业都有,主要环境和业务产业链都不太一样,可能对产业,在我们这个行业环境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或者是感觉到节奏不一样,有些东西传递会比较快一些,有些东西传递比较早一些。

  我是去年下半年年底的时候,就感觉到今年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应该是有一些问题,虽然不是搞经济研究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做企业的有可能能感觉到这个?我感觉出来,就是觉得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感觉。一个是国外的资本市场也有所预期,我们在国外有上市公司,跟各种机构投资人交流的时候,隐隐约约感觉到今年的经济和金融形势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到底具体是什么?确实不是很清楚。那个时候感觉到的问题,资本市场感觉主要还是来自次贷,可能次贷进一步延伸。但是没有人预想到会那么深、那么大。我那时候感觉到,国际经济形势会下滑,但是那时年底的时候我们国家还是要实行从紧的政策,无论是财政和金融,那时候力度还是挺大的。我感觉一个是往坏里走,一个还是感觉今年的日子不太好过。所以我是感觉到今年是不太好过的一个年份。

  作为企业来讲,特别是像我们商会的企业,基本是在产业链上各个环节都有,首先做投资的会有这种感觉,资本市场的感受,可能对今年这种战略,或者是操作要有一个适当的把握。作为我们内部,就是大家无论从市场拓展,商业模式,产业链内容的调整,到底是投资的比重,比如设备、企业运营怎么调整,像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国内从紧的政策还是没有改变,看到外面的环境确实是每况愈下。那个时候我也在公开场合说这个。但是大家感觉还是不一样。比如做设备,或是做其中一个环节,并不一定能感觉到。但是9、10月份以后,就是全球整个经济下滑,十分地严重了。而且大家都会感觉到,可能过去听别人讲,是危言耸听。应该很少有人感觉到经济下滑这个状况,尽管我们国家在经济上采取了很多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特别是对节能环保行业,还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即使在这种环境下,我自己的看法,同样是一个“冬天”,不是说后面的日子一定就很好过了。在这种环境下,我觉得像我们这个行业的同仁们,一个方面可能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特点,自身的能力和自身的资源,一定要对这个环境做一些考虑。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要团结起来。我看很多其他的行业,当然我们看起来是政府在鼓励支持这些行业,但是具体在我们产业发展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有说我们这个行业是缺乏政策的关怀,我指的是产业缺乏政策的关怀。包括我们商会,我们也积极向政府汇报,要根据政府、行业的一些情况做一些调查,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些建议。一方面确实解决我们国家节能减排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使我们这个产业能够健康地成长。包括业内的一些企业,虽然我们这个行业有行业的一些特点,相对来讲比较分散,而且各个企业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我们企业之间有一些方面的心得互相交流,包括商会的成员企业。如果有一些企业遇到困难,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些沟通,甚至也有可能做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想这个在其他的行业领域,有一些已经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想我们这个行业还是可以适当地做这样一些工作,并不是说大家除了商场的竞争,我觉得这个行业健康持续地成长,对这个行业持续的发展,对绝大部分企业有好处,可能个别企业还是会受一些伤害。所以借今天这个机会,本身我们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可能大家对这样的判断,各个企业感受可能不太一样。也没关系,是不是“冬天”,就是稍微有点危机的意识,应该是没什么坏处。也许有些情况是很乐观。但是我的了解,很多企业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我就开个头吧。大家可以随便谈,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健康成长有帮助。


  傅涛:我们在7月份开年会的时候,在珠海说“过冬”,其实当时大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经济上没有现在这种转变,应该说远见性比较强。现在的经济虽然从金融往经济上落,其实我们在2006年初的时候,我们说环保真在做环保,包括前年一系列的政策,节能减排。现在实际上在热的,经济越热,越重视环保,因为它需要环保来降温。那时候我认为中央从上到下对环保的执行程度是非常坚决的,这几年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这“四万亿”也没有做环评,虽然里头也有环境的投资,就是在生存的关紧的时候,已经想不到环保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忧虑,就是我们这一次经济的增长,表面上看有一定的环保,可能有一部分投资,实际上是对这个产业发生的冲击会大于这种冲击,就是政府对环保认真的程度,实际上在缩水。就是刚才提的经济冷的时候,环境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富人的话题,或者温饱以后的话题,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另外,现在市场上投资热,因为投资拉动,四万亿,地方上已经被放大到所谓的10万亿,就像救灾一样,每天的数字都不一样,但是这个水分有多大?长期被压抑的粗放型的投资,突然之间可以充分地释放出来。这个对经济冲击有多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觉得对中国的环境产业来说,不见得是一个好事。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认为,我们的环境产业的投资需求,大家都是简单谈需求,好像是说里头有多少,一万五千亿,按照GDP占到1.3%左右,这都是很大的投资。但是需求不等于市场,需求的投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回到政策的简单的福利性投资,并不是拉动市场。其实会让一些已经建立的规则产生动摇,所以某种程度上,一个产业非理性的增长,可能会打击产业,我不预言所有的改革都会倒退,来不及建立很好的市场机制,来不及建立很好的价格机制的情况下,钱都出去了。这是特殊情况下的表现,这样如何去面对这个局面,是很难的话题。另外对我们的市场产生实实在在的冲击。比如原来做工业废水的,现在工业废水的工厂都关门了,你还做什么?另外市政行业冲击也是有的,就是大量的主体,在非理性状态下进行投资,原来我们谈的很多的项目涉及到多机制,所以不能简化地去处理,可能会涌现出一批非市场主体进入到这个行业,就是一部分非市场的比例我估计在一两年之内会增大,市场机制的建立可能会产生一些的影响,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观点。

  另外也是原来我们这个行业里,曾经有一段非常疯狂的生长期,由于整个金融环境起来以后,我认为现在更加体会到确切了,但是过去资本不断地放大,各种延伸产品不断把金融放大,不对接资本就不能活似的,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企业做了或多或少的转型。而我们这个项目确实很长,短的十几年,长的二三十年。回报率,前期一般回报得少,后期回报得多。对我们这个行业直接现金流的压力是很大的,直接断了奶以后,包括未来的预期,基于一种宽松的金融环境的预期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真的要“过冬”了。我想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在座的都是企业家,对我们有很好的经验。一个是产业转型的问题,两年以前我们就在呼吁,这个产业本质上不单是服务业,一个好的产业,我们这个商会取名环境服务业商会,本身就是想把我们这个产业从建设产业里拉到真正的环境服务业产业里去。但这种转型并不是进展得那么顺利,就是我们行业的比重仍然不超30%,并不像发达国家一样,这是我们特定情况下造成的。实际上对我们金融冲击很大,如果我们是服务业产业,相对来说要好很多;另外我们也可以趁机理顺价格,我们7年没有涨的上海自来水价格终于在上个月涨价了。因为现在都在搞投资拉动,一定会拉动价格。现在大家不再考虑CPI的事了,其实这是推动价格一个好的时机。现在所有的企业,大部分是社会企业,如何去用好政府的钱,这是个课题需要深入研究,如果这个你不会用政府的钱,你就吃亏了,因为现在政府的钱大量地在那搁着呢。别人是可以用政府的钱做垫底,你不会用的话,是很危险的,市场企业如何用好政府投资拉动的一系列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资金,一方面拉动利润,原来的项目可能为了扩充市场,可能会发生一些转型,我先讲一点,还是请贾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骆建华:贾康所长是我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国家一些重要的决策他都参与了,曾经在2002年受朱镕基的邀请,2003年-2006年受温家宝总理的邀请。也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的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我们今天请贾所长给我们就宏观经济形势,尤其是四万亿拉动内需这个政策,以及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释放出什么积极的信号,给我们做一个解读,下面请贾所长做报告。大家欢迎。


  贾康:谢谢。不敢说做报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咱们在座的各位,我看大部分是企业界的朋友,做个交流。我待会把一个PPT简单说说自己对于当前形势和政策的认识。是不是也可以请大家提一些问题,咱们何以讨论互动。

  大家好,我借助这个PPT,把自己关于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些要领,特别是财政政策的要领,跟各位汇报一下基本认识。这一段时间,应该说经济形势变化非常迅速的,在中央决策层觉得整个判断由原来的不确定性变为确定之后,动作也非常地果断,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形式,实际上就已经宣布了宏观政策的两大转型,包括我自己先研究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些事情可以前期先做着,但是政策转型的表述,原以为是经济工作会议。但是这次不等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就已经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形式宣布货币政策由原来的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财政政策由原来的稳健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经济学上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样的转型是十分机智和果断的。

  前一段时间温家宝总理专门邀请了一些专家,他在会上说,年初的时候我讲今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当时的困难指的是不确定性,感觉到有问题,感觉到不同寻常,但是现在说到的困难是已经非常明朗了,外部的冲击比原来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但这种由明朗到不明朗,看准了,我们的宏观决策层就“出手要快,出拳要准,工作要实”这种要求,具体布置了转型之后的工作要领。现在社会上广泛讨论的,政府牵头要做的“四万亿”的投资,是在今后两年出一点头的时间段里要付诸实施的。到底怎么理解,还有一些讨论。还有不断在政策方面有举措的。比如房地产市场,很显然,近期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对于谈了十年的燃油税,很快就会出方案等等,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我们这一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转型中间,从宏观考虑问题的思路和整个政策转型的内在逻辑来看,和1998年是非常相似的,都是在我们本来主动向下调整。要实现软着陆这个过程中,突然遇到外部很大的冲击,外部的这种冲击叠加到我们自己的主动调整之下,就出现了一个经济过快下滑的态势。针对这种态势有必要在我们宏观政策上实现转型。从原来的比较谨慎的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到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从原来的从紧转为现在明确表示出来的实行政策宽松的。1998年那次我们受到的冲击是在1997年感觉到的,主要是在外贸方面,1998年是主动把原来每年30%的主动调整到10%,但是没想到一季度出来以后,我们那一年的外贸很快出现负增长的态势,就必须采取非常的政策,面对非常的问题。所谓的扩大内需就是三大支柱里的外部需求这个支柱撤空了。在外部需求急剧滑落的同时,我们自己的消费也跟不上。要把消费这两个支柱牢固地支撑起来。这一次实际上也是这样一套逻辑,外部的冲击来了以后,首先是感觉一大批出口短缺型企业面临着困难。最近大家都听到了,企业因为开工不足,活跃程度明显降低。很多辖区里统计用电量明显下降,还有订单在这种情况下,是衡量下一季最明显的指标。订单明确下降。我们原来的一些非常走俏的能源和原材料产品,现在的价位一落千丈,都是最近局势又原来的不确定性变为明朗以后,对我们很有振动力的时期。这一次如果大的逻辑是跟1998年那次非常相象,有没有什么区别,我感觉可以列举几条。一个就是客观因素方面,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外部冲击波的力度最大,那次是亚洲的经济危机,这次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我们能够把它称之为经济危机了,因为最近的传来的消息,美国、德国、法国的政府层面出手要救的不在是金融企业,而是汽车公司,出了名的,通用、雷诺,大众这样的汽车公司,要救他们了。我们主观的角度看主要是一些应该正面肯定的,对我们有利的这种。和上一轮调控里不同的情况,一个是我们更有经验了,上一轮是经济学研究者们就在说,因为那时候软着陆基本成功以后,这些感觉。有政府扩大投资,多建一些基础设施的项目的这种必要性,但是决策上,像当时朱镕基同志,注意力不在这方面,他反复调整,一定要坚持从紧的这种态度,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在当时的情况上没有任何经验,在中国市场上还有通货紧缩问题,直到1998年数据出来以后,他到内蒙去视察的时候说。到了这一轮情况出来了,我们看来要对付的是通货紧缩了,如果我们把这一次的调控做得好,那么我们的经验全面了,他自己说了通货紧缩这个概念以后,别人才敢跟着说,这是上次的实际情况。这一次不一样,我们上一次很好的经验对于我们决策层还有有关部门判断当前的调控起到了支持作用。再有我们的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比上次明显地要有利得多。我们的金融机构在1998年时候被称作主要的工农中建四家,国外独资银行的评价是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就是技术冲击力很低。我们当时要有一个30年为期的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来解决,拿到资金以后,给工农中建注资。这次不一样了,就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前,我们同志反复强调,要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这样的决心解决我们主要的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造问题,叫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现在基本作完。做到大局已定的状态。

  我们主要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跟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了,另外我们考虑的着力点更加全面了,包括走创新性国家所必须实施的技术创新内容。另外我们也有一个必须重视的新的条件,就是经过1998年到现在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比那时候要更加成熟。1998年离小平同志南巡是6年时间,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后是14年以后。现在市场机制的建设比那个时候有更高的水准了,我们有条件调动市场机制呼应政策的转型,使民间的资本比上一次更顺畅地跟进政府的扩张。所以领导同志反复强调的信心比什么都重要,要坚定信心。后面我们如果具体客观实施地做解读,并不是简单的政治表态和一般的宣传用语,确实有面对着我们现在的基本经济面和综合实力的依据,我们的经济基本面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的综合实力大大提高了,我们这些制度条件我们这样的经验和相关的手段合用在一起,应该是有充分的信心抵御这次的外部冲击。这是一个大的态度。下面我想分几个积极财政政策中的几个要领谈一点看法。

  第一就是在总量上与货币政策配合呼应,湿度扩张,给突遇寒流的经济增温供暖。总量上的转变实事求是地说,在一段时间里是相当被动的,他们比较强调主要的威胁就是通货膨胀,对付通货膨胀就是抽紧银根,而且在他们的领导同志的行动中,既然有过热的问题,就是全部过热,不存在局部过热。物价上升就物价上升,不存在结构性物价上升。他们讲每一次发生通货膨胀,都必然表现为某些产品带头先胀。现在强调局部过热有什么意义,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认为这个想法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物价上涨的结果,主要的上涨因素,8%的增速里6.8是来自食品,然后有1个百分点在8个点的CPI里占到了百分之十几,是由于房价。剩下的0.2在8%里的百分比是很低的,是不到5%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里,它来自千千万万其他商品的上涨。我们实际的政策措施就可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有针对性地增加一些有效供给,而不许单一地靠单面统计银根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我们这几年增加对种田农民的直补,和农业的生产资料综合直补,这样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产量。今年见效,今年是多年未有的大丰收,粮食的价格上不去了,在CPI的表现上明显回落的。另外就是猪肉,去年是由于几个因素合在一起,前些年猪肉的价位长期在低位上徘徊。国务院非常着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就是财政出手,措施出手的时候他们就预计在2008年的春天猪肉价格会全面回落,现在不仅是回落,而且压力跑到另一边了。回落的过快,过大。至少表现出了,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在总量调整的同时,货币政策本身不能够在结构方面有多少的作用,主要还是一个总量冲击银根,或者放松银根的。同时要特别注重优化结构,我们可以预计明年长期建设国债和师资的规模会明显上升,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安全空间的。2007年的时候,民意指标的赤字率很低,实际上有些研究者看了相关材料也认为,中国已经是财政盈余的状态,这也有道理,我们那民的赤字,2007年还是有赤字的,但是支出里有一部分拨到基金里去了,并不是都投到项目,或者购买设备了。比如中央预算调节稳定基金,我们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就是社保基金理事会掌握的基金,都得到了财政基金的充实。现在如果我们把赤字在2009年一个大幅度提起来,也完全可以有把握放在安全区之内。

  另外一个指标关于公共部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现在如果把隐性的公共部门负债合起来算不会高于30%,这方面我们显然还是有空间的。所以这次的反周期的扩张,我们是有把握在安全区内,政府率先扩张,然后再带来市场主体跟进,这样的一个态势,形成了整个回暖的态势之后,政府就可以功成身退,大概就是这样的阶段性的目标。当然也要看到财政收入在今年下半年出现了明显下滑。7月份是一个从原来上半年比较高的速度往下滑落的开端,7月份和去年同期比增长的速度16%多一点,8月份一路下滑,10月份已经滑落到跟去年同期比是负增长。今年财政收入还是增长了24%以上,所以现在预计还年财政收入还会增长20%左右和去年比。

  在总量的角度,结合优化结构的问题来考察,我们要更多地展开谈论一些结构方面的掌握,因为优化结构是财政政策的一个应该侧重的方面,就是财政可以超越自己资金使用领域和项目上所谓微观成本效益分析的眼界。我不太看重投入本身的直观的效益,而要看重这个投入以后所形成的综合的社会性的、长远的这种效益。有的东西是用效益这个概念无法量化的,但是大家都感觉很有必要,有一些直接来促进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这种想法,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增加有效供给,达到综合性的社会总体效益提高的这种优化结构的努力。在财政的角度,首先要考虑农业化的基础条件建设,另外有交通能源原材料方面的重点建设事项,有贯彻重点区域发展的趋向,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打造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积极建设面对东盟的北部湾经济区增长级等等。当然现在还考虑一些区域性规划。国家城镇的,有一些概念。这些都又要一定的政策支持,政策支持后都要有一定的配套。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做到了在城乡全免费,基本医疗保障,卫生部向各方面征求意见,还是众说纷纭,有很多的争议。但是看得清楚,以后不论是什么样的概念,肯定是要政府主导。发挥的支撑作用,使这个基本医疗保障能够正常运转,还有基本住房保障,政府的政策已经明确地说各地政府首先要把基本住房保障托底的功能作到位,就是要建廉租房,廉租房上面还有分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还有我们社会保险体系建设里的很多事项,基本养老这方面,我们在建设社会统筹帐户和个人帐户的结合的,个人帐户里的空帐要逐步实现,十几个县市在做。我们农村有条件的地方,先行的,农村的基本养老保障和农村的低保。另外走创新性国家道路的项目投入有很多的事项,在座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跟环保这个领域的事情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现在特别要支持的就是怎么样顺应发展方式转变,以科技创新,以节能降耗减排治污等这些概念体现的这种能够促使总体的发展方式转到集约型,转到两型社会要求的新形态上的具体的项目和相关的工艺技术等等。这些是很有希望在这一轮政府实行政策扩张中得到更有利的支持。

  上面说到这些要点,我们都应该借此时机加大投入力度,这样可以首先在短期来看改善企业的预期,不至于再有恐慌的心理,中国的经济运行现在听到的都是负面的消息,多少企业倒了,很多农民工提前返乡了。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们通过这种政府“四万亿”贷款的,后面跟上一大套政策的运行、措施,可以改善企业预期。另外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更愿意实现自己的消费愿望。后顾之忧跟社会保障,跟基本公共服务是密切相关的,你把这方面做得更好,后顾之忧就可以得到消减。我们现在总体来说应该还是处在黄金发展期,但同时伴随一个矛盾凸显期,一些突出矛盾要通过我们这样综合的政策上的考虑,把短期的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来缓解矛盾。政府的区别对待,政策扩张期更应该加大供给管理的力度,多半想办没有办,或者办了力度不够可以加大的事情,对于建设和谐社会这种纲领性要求我们的结构优化和升级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更现实的,可以作为政府集中力量投入项目的这种案例。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农业方面,得到的信息是中国至少还有接近一万座病险水库和为数众多的失修农田水利设施,可以加快其加固。还有数以亿计的社会成员未得到安全饮水,要赶快想方设法,在各个不同的地区设计具体方案,该打机井打机井,实在不行的实行搬迁,要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们有一些被困扰了多年的问题,比如大中城市,特别是一些中心城市的公共交通体系建设的问题,像北京称作首善之区,到现在为止搞了这么多年的建设,公共交通到底怎么建设,何去何从,一直没有明朗化,问题就非常严重。我们开奥运会,不得不采取“单双号”这种非常的手段,把40%以上的机动车排除。这样可以保障基本的交通条件,基本的空气条件。有人说现在政府说要建铁路,铁路建得差不多了,公路也建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很多人就想到地铁,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真正解决交通的问题,必须下决心建成蛛网状的地铁轨道交通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覆盖城市主要的中心区域,当然通到外面的城镇,主要的居民聚集地区,但是特别密的就是城市中心区,机动车应该一般的情况下在中心区的附近,在那种停车场停下来,然后人们进入地铁轨道交通系统,解决自己到达目的地这样的交通工具的问题。

  我们现在为什么到不了这个境界,跟体制有关。北京的地铁什么时候动工的,50年代规划,60年代初期就动工了,起了一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所谓蛛网状就是一定要做到,你在中心区,你站在这儿,往任何方向走,至多走500米到800米,一定有一个地铁出入口。这个事情在前些年不是没有人考虑,但是它形成不了每一个政府任期之内主要领导者的兴奋点,现在要求为官一日造福一方。这个就要摆在路面上,先建在二环,这个环路畅通无阻,没有红绿灯,后来发现一个二环不够用了,外面再套一个三环,三环还不够用,四环,五环,现在一直搞到七环。搞了这么多年,人家称为摊大饼。搞了这么多年,但是不可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下一场雪,这个环路就成为一个大的停车场。所以下决心要解决公共交通体系的问题,达到所谓国际化大都市的水平,别无他图。多少年我们没有得到很好的机会下这个决心。到2015年,12、13条线能够基本上看出眉目来。北京如此,其他的若干大中城市,首先是大城市,这个事情都是早晚要做的,有机会就要做起来。所以在轨道交通建设方面,不是我们找不到项目,我们的钱还远远不够,我还要安排好怎样循序渐进。

  另外在国家创新型方面,特别值得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加紧论证和先后启动十几个重大专项,这都要有真金白银的大量投入,才可能达到基本目标。比如大飞机,改革开放30年,到现在终于下了决心。这个大飞机,实际上不光是经济问题,它实际上是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层面的问题,真正称得上有战略地位的国家,或者国家联盟,现在拿大飞机的就是三个,美国、俄罗斯,苏联继承过来的,再就是联合起来的欧盟,欧盟是几十年前就看到了,这个制高点是非占不可的。原来他们都是冤家对头,但是在这个上面形成一致,最后搞成空客,现在空客跟波音平分秋色。中国现在搞大飞机,我们一定要战略这种制高点,这样才真正有我们的国际定位。另外转基因生物技术也是非搞不可的。原来东北的大豆世界闻名,现在还文明不文明了?我们东北大豆几年前就被美国的转基因大都冲垮了。我们现在还要进口人家的。我们不能老这么吃亏,需要在转基因技术这个领域,通过我们这么多年,战略若干制高点。还有我们大型煤气田的开发,事关我们的能源安全。全球的水体污染和防治技术,这种事情直接对应什么事情,2008年有震惊世界的“太湖蓝藻污染”,过去只知道颠河出问题、淮河出问题,但是现在长三角中心区域出了如此严重的问题,确实敲响警钟,我们必须做出应对。诸如此类的重大专项,应该借这次政府,应该一鼓作气,加快推进。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大地震之后,高标准的校舍建设,另外像西藏、青海,真正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给人家有个像样的义务教育条件,在那里真正做到义务教育的入轨的状态,就必须有寄宿制学校,一大批寄宿制学校建成以后,里面一半以上的居民还是游牧状态的这些人的孩子,他是进入寄宿制学校接受小学教育,这样才能有一个稍微像样点的义务教育。这些事情都是非做不可的。

  同时,我们也要说在结构优化方面有很现实的挑战。现在社会上我也注意到,有很多议论,“四万亿”突如其来,是不是搞成低效的,重复的建设?这种担心是有的,因为我们过去出现过这种案例。实事求是地讲,1998年之后,在上一轮扩张里总结下来,这种案例失误的面是比较小。我们这次更有信心,更有经验,在现代启动的时候,中央就明确规定了,要建立这种监督的实体,我们的监督是在项目实施的全过程施加上去的,对于项目的选择,还有决策以后,整个项目的完成的全过程加以监督,我们在项目选择上要特别防止类型“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明显不对头的项目“中华文化标志城”。今年两会期间,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在政协大会上重点就讲这一件事情,本来在当地一些领导同志心目中,这个事情水到渠成了,可以干起来,没想到有一百多位政协委员联盟反对,我个人感觉这个是很有问题的。中华文化的标志,他定为孔孟故里和其中的一块地区。孔孟之道过去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他到了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门槛上是不是还有这种标志意义?我们就不要忘了“五四运动”打出的旗帜是打倒孔家店,鲁迅先生抨击我们这种礼教传统的时候,是它的实质是“吃人”。到现在了,你学术上怎么去讨论它,当然我们说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所有积极成果,过去主流意识形态里包含的应该继承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标志,研究的社会成员里,有多大的面能够接受?这个共识如何形成?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中国走到现代化的门槛上,它的文化标志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主流意识。退一万步,即使把孔孟之道,作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的标志,有没有必要用三百多亿人民币?这还粗粗地算,这么一大笔资源,建这样被称作“城“的硬件,显然会建成一个大儿无当、定位不准、性形式主义为主的这样的项目。这一类的项目,我是认为应该坚决排除到政府扩张所考虑的项目之外。老百姓现在一再抨击的楼堂馆所也要注意,各地拍下来的楼堂馆所的照片几百幅,地方乡镇里的盖的楼非常富丽堂皇,而且定位上只求洋,有的像白宫,有的像天安门。这一次我们扩张里一定要严控防止。

  所以要努力实施专家可行性论证和集体决策,还有严格的多重内外审计。这也是国际经验,既然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怎么保证它的决策性,温总理强调,公开透明,要有民主的制度建设,很有道理。民主制度建设,在中国一下做不到。特别成熟的民主,首先应该让专家发挥他们的作用,专家比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然后我们的领导班子要在尽可能公开透明的情况下集体决策。再有就是从头到尾地严格审计。财政性的要求,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要相对独立,各行其道。我们在这个项目它的一开始,在设计,然后在决策、启动过程中,旁边始终要有一个力量,它只起监督作用,它的作用就是评头论足,就是看你这里面有什么不足。另外从人大到政协,到舆论工具,到各种各样表达民意的途径,所可能施加上的监督和财务的带有审计性质的这种约束,要尽可能把它发挥作用。

  第三个角度要抓住时机实行结构性的减税和税制改革,服务于长期的市场建设和机制转换。这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已经公布,增值税明年1月1号要全面转型,超过了原来实验城市这两个台阶,现在一下推到全国,财政要减收1233亿左右,可以使我们的企业更积极承担市场主体的决策。提高有机构成加快技术改造和升级。原来之所以不敢一步推到全国,主要还是顾虑那时候受到的压力是经济有偏快和过热的可能性,怕火上浇油。但是这个改革又要往前推,所以采取分步走的方式做,现在最后一步到全国。和增值税转型配套的,我认为可以考虑资源税的调整,资源税的调整是给很多企业增加税负的,表现为在资源产品价格之外又附加了一块负债,这就是税收的负债,加在一起,税收上去一大块,这个在技术上表现为从量变为从价。它的好处就是可以通过初级产品价位的上升,有利于引导各个方面更珍惜地使用初级产品。这样原来的粗放转为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就会得到经济的压力,各个方面也要更有积极性开发这种节能降耗,减排治污的能力。既然这些用能源原材料,所有的企业都感受到这方面成本很高,他就要算一个帐,我有必要调动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投资到新工艺技术的开发,这种新工艺技术可以节能降耗减排,可以有力地推动环保这方面的进展,发展循环经济。

  它是一个从长期来看,必须要施加的经济力量。原来在资源税调整方面也是有顾虑,2008年上半年没敢动,就是那时候的物价还在不断地上升,怕这个出来以后造成火上浇油。而现在这个顾虑可以说可以大大打消了,我们的CPI已经到了比较低的位置上,还会进一步回落,PPI已经迅速调动向下,所以这个机会也来了,我认为增值转型和资源税改革合在一起有很多的好处,是有效的改革,在减税增税这两个方向上,它的到位率也可以提高,除此之外,燃油税可能各位都知道,这几天媒体上广泛报道的,有关部门基本判断是有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尽快出台,很可能年底之前就公布这个方案。这是税收方面。

  最后一个大的角度动作多方协同配合,积极推进调动市场潜力的政策性融资。1999年那次调控以后,是在1998年启动财政政策第一个年头只是把扩张政策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上面。而到了第二年,到1999年的时候,明确提出长期建设国债资金利筹集的一部分要用于大型企业的技术改造,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贴息的方式做,有了贴息,资金量就明显放大,这种贴息就是带有政策性质的调节方式。在一些地区我们看到的经验,像浙江放大倍数可能更高,综合算起来,浙江在2000年的时候说,财政以三亿多的资金做贴息,当然产业技术信息里明确支持的环保,或者带有环保方面的明显特征的项目。这一轮财政政策里,比如BOT,很多的污水处理厂,有资金环流的这样的条件的,再加上政策支持就能有效地发展起来。信用担保等等这种方式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把政策性融资支持、三农重点放在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可以支持的项目上。当然顺便说一下,我的感受是,我们政策性金融体系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它的框架不是更清楚了,而是更模糊了,这是很令人惶恐的。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要尽快构建金融体系的思路和要点。我们今年特别有感触的事情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冲击,纷至沓来,冰雪灾害发生了,大地震发生了,以后外部冲击来了,我们看到这些主力型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每个冲击到来之后,都纷纷做出表态,要支持灾后重建,要支持中小企业,要支持三农。但你再看看它实际上后面的动作,某些第一个动作,是根据这个表态来的,再往下的动作没有了,或者很快就撤掉的。为什么呢?它得不到一个支撑这种政治表态的长效机制,他们是按照企业化定位的,它天经地义的作为企业的银行金融机构,它不能够持续有效地履行政策性融资功能。有一些银行支持灾后重建,他也像模像样了通过一套决策程序,但是后面没有积极性继续做这件事情。支持三农,支持中小企业都是这样类似的。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把商业性的资金,商业性的贷款附加上一些政策条件,通过贴息,通过信用担保,再形成合理引导到需要政策支持的三农、中小企业等等这些领域。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原来是试图建立一种和商业性银行金融机构同时存在,在另外轨道上运行的,叫做政策性金融机构。但现在财务报表上比较能够表现出业绩的国家开发银行,已经明确宣布它要商业化。另外农业发展银行,大家也知道,早已经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因为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过程中,实际上整个流通体系就转不动了。我们现在可以说没有主力型的金融理念,没有主力的银行了。还有一些政策信用担保,政策性的信用担保机构。所以我们要积极地考虑怎么样实施有效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我们看看地方政策层面,地方政府实际上不叫做政策性金融,已经在这些年的实践中大量运用这种手段,通过不同的形势,变相地举借地方政府的债务,把这个融资调动的资源运用起来,去实现它自己的政策追求。这件事情里面有正面的,有负面的,负面的就是它是不透明的,是变相的,这些公共风险的积累得不到一个通盘的控制和协调,就有可能在后面引出一些危机性的事件。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次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消除潜规则,实现合理的明规则。我是建议可以在消化原来已经形成的地方的债务的同时在某些有条件地方试点,就是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把举债权放到受约束的,透明的这样一个制度框架来行使。这些是想向各位谈的积极财政策和相关的宏观政策里它的要领。已经占了大家很多时间,是不是我先介绍这样一些看法。后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我们做一些讨论。


  骆建华:贾所长给我们解读了一下宏观政策,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提一提,同时可以结合自己的企业,谈一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包括企业如何过冬的问题,也谈一谈看法。


  梁成铨:主持人,贾所长,我是安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我想从几个角度谈一谈我们对现在市场的看法,一个是政府出来的市场,另外一个是私人投资,而且私人消费出来的市场,这两个市场上,我们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私人投资跟私人消费这个市场,其实在今年2008年里,5、6月份已经开启了,卖给一个房地产推广一个星级的酒店,这个基本上用掉了一半,他们工程队也用掉了一半。但是对政府来源,我们感觉是寒冬根本没来,是一个春天来了,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政府消费的里面,我们今年的业绩跟看到明年投资的机会都比原来增加了很多,所以我们觉得要把它们放开。第二部分,我觉得就是贾所长刚才谈到,我们在金融企业里,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做了很多事,我想补充一点,我们可能是中小型企业,现在面对的市场变化的能力,跟以前低的多,我在1993年的时候就从加拿大回来投资,可以看到这十多年来在1998年,我拿着一百块人民币到了香港,只能换到90块不到的港币。现在我拿一百块钱,可以换一百一十。我看我们公司报表里,人力跟薪水有关的要交给政府的税金,各种各样的什么都好。所以在企业来讲的话,我们从我们的盈利到我们的利息,再过去几年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里,我刚才听到政府有增值税,这非常好,就是鼓励我们投资,就是真的要尽快出台这个政策。谢谢。


  傅涛:我想请教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比较具体,您估计市政债什么时候会允许地方发行,因为行业里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市政债了,因为我们水务属于市政功能设施,国家的钱里面,中央并不真正去分供水这种,因为它属于地方政府的事儿,如果分这个领域,有一定比例投资的话,地方其实很困难,弄不到钱,什么时候发,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二个,你也提到了,关于让民间资本跟进的问题,或者让社会资本跟进的问题,现在在我们的领域只看到了政府的投资,地方你觉得像桑德这样的企业,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社会公司了,即使像首创这样的企业也是属于社会企业,跟进的方式在什么地方,现在大部分表现的是挤出,政府来了钱了,政府的订单在增加,就是来自上游的企业的订单在减少。同样有什么样的考虑,什么时候会见效,作为现在的社会投资人来说,以什么样的跟进方式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并不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很多企业拿不到,尤其是民营的外资的,国有的一部分也是拿不到真正的贴息,这个跟进的方式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贾康:前面第一位企业界人士提到的判断,我觉得在一段时间里肯定是这样,在私人产品领域,政府是一般不能直接去做的事情,订单一下表现不出来,首先表现的是在公共领域,或者公共产品,他的需求上来了,这时候我们的民间的市场主体,因为先抓住这个机会,想方设法,在这里面争取中标,争取进去分享开发盘里的一部分,这样实际上就是融合到政策扩张里,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再往后,就咱们刚才第二位提到的问题,到了一定的时候,整个回升了以后,民间和社会资本的跟进就不仅仅限于政府规划的领域,他会觉得预期好了以后他再发现新的边缘上的,或者更带有私人自主决策的,私人产品里的投资项目,一般来说,这个总的市场预期好转以后,特别是到了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拐点之后,那个时候你再抓不到这种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就可能错过了,因为大家都在抓非公的扩展机会,这个过程中,各个企业自己的情况有个判断,有的企业可能动作早一点,有的企业可能稳健一点。这都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民间和社会资本的跟进,一开始可能就是跟着搞政府规划里的项目,然后可以自己更主动寻找边缘上的和其他项目的投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的看法是基本不存在挤出效应,这个地方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民间找不到自己的独立投资机会,是他自己判断我不敢出手了,跟着政府支持的重点走,然后慢慢地整个市场的情况回暖以后,因为人家已经有意愿自己去放开手脚干了,政府就应该功成身退,这个逻辑上还可以观察到,决策上也有这种清醒的意识。随着国家发改委说积极财政政策太好了,应该长期执行,但是财政部是不同意的。这个跟进就可能要区分这样两种跟进,一开始可能是跟政府有明显导向的项目,最后跟着市场态势自主地把这个投资处理得更活跃。所以跟进方式确实有不同阶段上的特征,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粗线条的说法。

  另外就是刚才问到市政债有没有可能性推出,据我了解现在还纯粹是研讨,最早的时候,业务部门不喜欢听到这种话,有一种一直是说地方如果能够允许发市政债,那天下大乱。但是后来这个潜规则已经前行替代明规则,各个地方去发展,从省到市到县,一直到村,各个地方的五花八门,这时候你再强调说,我按来预算法,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实际的公共风险已经在那积累。所以现在越来越放得开,让大家议论这个问题,但什么时候领导能下决心呢,现在还不好说。我觉得至少有一轮,已经有个转债的方式。这个在还本付息关系上来说,实际上就是地方借债,它的约束比较软,地方政府既然从中央政府转债过来,他到时候说我们没有直接的能力还这个贷,他就赖着,也可能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不了了之。


  傅涛:你的意思是市政债可以讨论了,但是实际的实施还有一定的时间。


  贾康:可以议论了。其实现在有些事情是堵不如疏,就像大禹治水一样。


  傅涛: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水价的问题,以前我们设置CPI,实际我有一个基本的测算方式,拉动经济的方式一个是直接投钱,四万亿,这个是带动一个工程,间接拉动消费,比如把水价提起来,水质标准的提高了,差出来的价格。实际产生现金流有七八百亿的现金收益,价格的拉动之下会带动市场的投资,那个效果会放大五倍到十倍,因为它的收益可能一部分是资金层的。如果说这个行业产生七八亿的多的收益,会间接拉动四五千亿这样的投资拉动,这样的拉动方式,我个人觉得比政府投钱更公平,而且有的企业拿不到,民企、外资注定拿不到,有一些基建企业拿得到。基于产出的这种补贴,就是我们供水污水这种行业实施的话,效果会来得更快,水价提升的话,它的量大于投资的量,而且更加公平,不会对这个行业产生冲击。设置增值税,其实我们也在强调,能不能在水价里也考虑这样的拉动方式,比投资性的设施,不像我们国家的铁路,电力,水利都是中央把控的。就算以后政府功成身退的时候,市场也没有搅乱。这个行业我们存在一种忧虑,这种忧虑,就是这个行业不像电力水利集团性的结构,我们这个行业是分散性的企业,如果也按那个方法做是很危险的。我们不知道该通过什么渠道呼吁这件事,你们是非常宏观的决策部门,这个意见可能对行业来说,所有的企业都会受益的。


  贾康:像您说的具体的行业协会。比如说水。


  傅涛:我们是环境服务商会,包括供水、污水和垃圾,三大业务,这都属于市政性。

 
  贾康:就可以以商业行会作为一个平台,你的意见给我们,我们觉得可以上送的就上送。水表现出的价位首先要解决水权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模糊的,没有水权的概念,不知道谁去负责。


  傅涛:我们的水权目前在地方。


  贾康:有了水权就有了水权的交易,有了价格问题,然后可以在规范的框架上对水的资源税是不是可以推出的问题。资源税不仅覆盖金属和非金属,还应该覆盖水流作为资源这样具体的对象,还要覆盖森林等。


  傅涛:目前为止,因为水资源《水法》说了水资源属于国家,但是我们这个是服务行业,我们是做以水为介质的服务。这个行业事权在地方,在目前资源税对我们行业干涉的程度是非常小的,资源税几分钱,或者地方是象征性的,真正引导我们这个行业的是服务费,地方下放给企业。无论是财政政策,有别于国家大型基础设施。水毫无疑问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但是它不同于铁路那种大的设施。这种事权的下放,如何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际上是需要单独研究的。这个行业已经改革了,一批在行业有影响的,产业链的各个行业,他们属于投资人,也有一些搞技术服务、工程服务的,工程服务可以面向政府服务,非常清楚,也可以有设备服务。但是实际上这个产权已经形成了,在这个情况下设置一个财政政策,是很大的命题。所以我们特别在乎市政债的问题,还有企业投资跟政府投资如何结合。


  文一波:他是个研究机构,我们都是企业,我们是在企业设身处地地感觉到被挤出了,污水处理,像我们好多做污水,做垃圾,特别是污水市场化了,过去污水投资,就是政府一个。到了现在,基本上污水市场化大概就是五六年,现在通过市场调动资金,这种资源,到去年接近50%,就是50%的资金来源,就像建设资金来源是由社会去组织,或者直接融资,或者和贷款,但是现在我们感觉到各个地方政府,原来谈BOT的,他不积极了。条件已经很苛刻了,过去可能谈得好一点。这是很直接的挤出,还是比较明显的。被挤出的量还是很大的。


  贾康:您说的我们可以理解,不应该把BOT排除,而是应该大力发展,很多人借此机会旧体制复归。这种情况应该坚决反对的。我看了咱们的背景材料,就是市政公用的环境设施一定要市场取向,BOT的项目,这种事情,尽量能够稳定运行,而且要让它以后发展起来,要趁这个机会说,我更有钱了,我就不要了,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李智慧:我问两个问题,昨天晚上看新闻的时候,温家宝总理主持一个共商国事的会议,看到贾康所长的形象,今天就见到你了,非常高兴,我抓住这个机会问两个要紧的问题。四万亿出手快,力度大,好事情。现在有些地方上已经在问,怎么要这个钱,怎么花这个钱了。我个人的感受,如果这件事情做得好了,可以成为我们中国在这种世界变局之中能够力挽狂澜,逆水而动,做出大事的好机会。如果做得不好,可能会强化我们正在改革,正在转变当中的旧有的增长模式。我们中国经济的虚胖子的特征,反而会更加明显。

  我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民的资本的互动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国家资金的功能,就是推动发展和改革的两个功能的结合问题。第一个就是是否可以把政府投资的公益性的公共开支和投资人基于追求经济利益的投资结合起来?在座的各位都是搞环境行业,城市供水、污水处理固废这一行业的,这个行业对于我们的政府来说是属于准公共事业,属于民生工程。对于政府的投入来说,追求的目标是公共福利,对于在座的企业家们来说,是要追求稳定的回报。各自有自己的诉求,这是非常正确的事情。这里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通过各级政府投入到基层,投入到基础设施,民生工程这样的投资。地方政府往往就会认为这是我从中央要来的钱,我和你的民间资本共同建设一项污水处理厂,或者垃圾处理厂的时候,我就希望主张我政府所有者权益,我就想如何能够行使我的表决权和经济回报,这样它就混淆了政府资金的功能,是否建议把大量发行的国债,能够在地方政府去把它作为虚拟的债务人兼投资人。是否可以就不主张它的股东权力,而是就把这个资金用到特定的投资方向,民生工程。把利益留给企业,表面上是留给了投资人,合作合资建设的投资人,但实际上是把这个利益留给了企业,留给了市民。因为国债资金的定性的问题,争论很久,很多财务专家,财政专家都搞不清楚它的性质的问题。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家资金推动发展的功能和推动改革的功能。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刚才贾康研究员给咱们非常全面地讲了一下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理解,还有它的很多很好的建议。我个人想补充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谈发展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资金的,改革同样也需要资金,而我们往往是在谈发展的时候,对资金的投入是毫不吝啬的,而对推动改革却少之又少,我举个例子,我们在为企业进行改革重组融资的时候,尤其是公用事业,它的富余人员特别多,要妥善解决富余人员的安置,它需要钱,如果这个钱要企业来掏,它就马上转不动了。我们各地都设有国有企业改革专项资金,但是我们要求政府能否考虑国有企业改革专项资金的时候,前段时间刚刚发生了一个事,国资委的主任坐在那说,这个专项资金是空的,是不可能给这个企业的。除非这个企业破产。那是另一说。一般来说这是没有的。所以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是否能够把我们资金的使用方向,在推动改革方面也作为一个方向。因为贾康研究员和中央领导,和中央的决策部门能够有对接的地方,我们提出这样的下请。谢谢。

  
  贾康:我回应一下,刚才这位先生提的挺有水平,我感觉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思索,阅读面肯定也比较广。这两个角度的问题,我是感觉前面如果说在公益性政府应该承担的投资的具体的作用点上,调动私人资本结合起来,它实际上是要承认私人资本的逐利性质前提下,形成一个共赢局面,这个原则在市场经济前提下,可能是唯一选择,你不能要求私人资本去学雷锋,不排除局部某些场合,长期地运行机制不是这个道理。各有诉求合在一起,现阶段里就也一个,刚才提到的它的推动国债资金,国债资金在这个过程里到底什么性质,我个人的最简单的总结这样一个表述是觉得国债资金具体什么性质要看它在具体作用的时候,以什么形势注入,它如果用的贴息,这个钱贴得就有用,如果国债资金是用作入股,必须要有现代产权制度规定的程序,然后入股以后,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不排除政府以入股的形式做,但是这么多年,更多的我听到的还是以资助支持补助的方式。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在座的也有可能听到过有一个资金叫做中小型创新企业风险基金,有一种准确的表述,可以查一下。是财政部出钱,发改委协调,发改委和科技部合作以后,把管理中心设在科技部内部的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或者是不是叫做创新型中小企业支持资金?它的具体的支持的方式就是它受理中小企业提出的资助申请,然后每年至少分两批,在报纸上公布实施得到支持企业的名字,网上也能查到。这里面三种方式,但是这个基金不是用国债资金,如果用国债资金道理是一样的,政府基金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入股,实际上它没有入股,所以这个形式是空的。它什么时候看得准一点,他再动用这种形式。第二种是无偿资助。有的项目得到30万,但是它资助以后我也就不管了,我钱给了你,看看你能不能把创新项目发展发展。第三种形式是贴息,第二种第三种形式现在一直在用,这些年一直在用的,我们的感觉是越来越多地用贴息的方式,因为有个放大的效应,你在基金的规模上,不断从现在的8亿提高到10亿,在这么大的中国,这毕竟还是很小的数量。国债资金的运用,我个人感觉也是贴息最值得开发放大功能的一种形式,其他的资助可能不能排除,有些地方政府用资助用惯了,就跟我提到的管理中心一个思路,我认为给它资助就给它了,这样看起来很清爽。入股就比较麻烦,怎么样有效地实行国有资产的应有的权力,怎么样得到资产收益,可能很多事情是模糊的,管理起来很棘手。谁有不敢再这方面签字,承担责任。这个就比较犹豫。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如果说国债的资金的定性笼统地说怎么定性,我觉得还是要它具体作用,投入的形式绝对它的所谓定性问题,公共资金具体化的运用形式,对于它的性质来说是最要紧的。
您说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支持改革,我们在财政方面一直这样说的,中国要解决发展问题,必须要改革。像您说到具体案例可能各地情况不一样,比如有这个概念叫做改革专项基金,是不是做实了,或者象征性摆在那,不敢用您说的事项,更多的过不去的,比如具体擦屁股解决企业关系解决运转的问题,这时候可能用这个资金。但是如果支持某些改革是有空间的。你说服领导者得到财政支持还是可以的。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领导人自己的个性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具体方案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有一些改革意识比较强的领导人,他能够发生作用的,他会要求财政部门配上资金,配合点上的改革。
 

  李智慧:资金能否放到方向上去。


  贾康:可以放到方向上去,他要求财政所谓支持改革的资金,未必就有现在所谓的改革专项资金,那种情况下弹性确实是很大的。


  李智慧:我们今天谈的是环境行业公用事业,这个改革可能是最慢,也是最顽固的领域,尤其是它的富余人员特别得多,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政府掏钱,就会徘徊在原处。不管是政府有良好的愿望,企业负责人确实愿意积极推动,但是职工会形成反抗的情绪。

   
  贾康:我可以给您讲一个例子,前几天朝阳财政局的局长,他们领导班子,就专门和我座谈过一次,他们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他们不认同朝阳区环卫部门提出的让他们来采取什么什么种种方案,解决朝阳区的公共环境卫生事业运转的问题。他们的思路是以后应该淡化官办的,什么环保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这种东西,应该到市场上招投标,让竞争主体中标以后去运营。他受到的最大的阻力就是有官方身份的环卫部门领导的强力的反抗,这些部门因为都是官员身份,他可以给你拍桌子,骂人的。我这好几千职工,甚至上万职工,你不养?你还要不要安定团结。
 

  傅涛:我们的难处是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像北京市有水平。所以具体的比如不在北京,比如在北京朝阳区也想推动这个事情,财政局的领导他已经有这个思路了,他再去说服上面的领导。

  贾康:如果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也大同小异,看起来这些地方可能干部的意识没有达到朝阳区财政局长的这个意识,但是他们里面哪些人有这个意识,我们可以摸一下,然后从这个地方能不能争取得到他的认同,最后形成认同的力量,东风压倒西风了。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有这样的领导,如果能够认同改革思路,中国很多改革要靠领导。现在靠少数服从多数也不行。


  郭鹏:谢谢贾老师,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也是股份制企业,做这个行业做得蛮辛苦的,冬天大家肯定都知道,四万亿就像冬天里的一点春意,我们看了觉得蛮高兴,但是看了这个,我觉得挺困惑,前两天我们在公司也在聊这个事儿,现在说起来这个困惑总结下来有那么几点,第一就是这个钱怎么用,就是我们怎么用得到?就是作为股份制企业,四万亿说今年年底国家紧急给一千亿也好,多少钱也好,感觉这个钱好像给政府了。我们受惠不到,这个钱好像跟我没有多大关系。为什么?因为政府相应的公司,或者排水处,市政局,相关的部门,他拿了钱以后,他自己玩了,他不跟社会企业玩了。从原来政府,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机会,因为政府的钱不多,所以我们的效率比他们高。因为从总体来说,所有的政府领导,包括我们政府的主导的公司,他们总是要提高效率,都是大家共同努力。实际上对于他们,就是调快的权利角度讲,资源掌控权利他更看得重,所以拿到这个不用还本的钱,可能更多一些。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不是太大的问题。我只是说现在我是有困惑。再有一个更大的困惑,这个相对长远一点,因为从现在来说,公用事业特别是污水处理这个活总是要干的,可能国家污水处理的指标要提高,节能减排是有更高的要求,人民群众对这个也是有要求的。四万亿也好,或者是八万亿都要做,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只是把未来要做的事儿,提前做了。要加大投资,可能终究这些活就这么多,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到今天各个地方的污水处理费就收那么多,今天能够活得下去,是因为你收了比如90%的污水处理费,用40%、50%,再有那么一块空额。我们不追求效率的情况下,又提前的投资,又加大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水,收不到那么多钱,现在建设问题解决了,那么运营成本怎么办,运营成本解决不了,我原有的投资就受影响。今天的建设资金是政府投下来了,下一步的运营资金要靠当地政府财政来支撑。我们刚才那位同志说,不该招的人也招了一大堆,这个事就更加麻烦了,现在我这些困惑,可能至少我现在没有想到任何可以解题的东西,当然是好事的,因为有钱了。我觉得贾老师刚才也提到,其实中小企业的创业基金,他们也在做。包括还有信访,那个信访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小企业。


  贾康:我说的是信用担保。


  郭鹏:财政拿来钱,中小企业需要找一些财政支持的公司,又他们来替你担保,然后一般地收取一定的担保费,维持它的正常运行。另外在一些中小企业,有些项目还是出现风险的情况下,担保公司也可以支持。我们可以建立污水投资的补助资金,与其给政府的一些情况,或者政府原有的旧有体制上,本来八千万可以建下来的厂,你不如说我八千万建的时候,你给我两千万的补助,可能你花的钱更少。实际上现在在冬天春意的时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厂。他要干三万亿,我觉得这些同志很好,你单靠政府投资拉这个东西,还不如建投资补偿的机制,或者成本补偿机制,让我们进来以后,我再投,我可以节约,因为大家不是指定给我了,可能那时我也想去,大家去了,因为我也投资补偿,我的整个投资就减少了,这个钱也能花到它应该花的地方。刚才我所说的困惑还是有点儿困惑,将来我们在这一轮投资高潮完了以后,水厂的建设如果真的超前了,或者水厂建设合适,但是水费跟不让的时候,城市的运营成本就成问题。谢谢。


  韦纪宁:刚才他们都说得非常好,怎么把这个钱的杠杆效率提高的话,一个是股东的方式,一个是补贴和贴息的方式,股东方式用得很少,咱们国家有很好的例子,就是奥运会的鸟巢,当时就是用的PPP的模式,我是来自金州公司,正好我们金州集团有幸当时跟北京城建集团承建的联合体中了鸟巢的标,现在作为鸟巢的业主之一,30年的运营管理现在开始了。当时政府公共私营伙伴的形式,北京市政府投58%,然后企业投42%,58%是不要回报的,因为当时政府做了大量的测算,企业很难在这个项目里获得,至少资金的平衡都有很大的困难,所以58是不要任何回报的,就是也作为股东,也进到董事会,但是不要任何回报。所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在这四万亿里面有一部分可以拿来,在我们行业里,因为从过程郭总谈到,如果让企业对政府出一部分,企业来运作的话,使用的效率,因为企业毕竟要追求更高的产出和回报率,它的使用肯定是效率会更好,放大的倍数也会更大。这是我补充说一点。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金州本身是一个社会企业,一个在境外注册的一个民营企业,这一次国家这么大的力度,拿出这些资金,我们也很想请教,我们怎么能够从中获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第二个话题,从我们公司来说,也确实感觉到"寒冬"的,非常冷的寒风。我们7月份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一种寒意了,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在资金的使用上,可以说是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本来预计在7月份有一次融资的计划,也没有能够完成,这样导致我们现在确实公司遇到非常大的困难,也不瞒咱们在座的同行。金州本身一直通过做一些咨询,设备销售和工程项目,后来发展的工程总包,这样获得一些积累,很多公司的转型,或者随着市场形势的,包括有些行业的一些甚至有些泡沫在里面的时候,可能有些企业也参与了一些包括像BOT,甚至TOT这样的一些项目。在前期把我们积累的用于资本金的投入,然后再通过一些融资的方式,可能咱们行业在座的有些也知道我们在前年的时候,曾经通过私募的形式,同境外获得了一亿九千万美金的资金的支持,但是锦州我们这样的企业来说,就是没有像有的企业,或者是国有的,或者是上市的企业,或者是从事其他的像房地产开发我们主要还是靠做项目获得的收益,继续发展企业的业务,但是我们作为民营企业来说的话,现在在流动资金方面,项目的融资方面,都遇到了很具体的困难,这些方面不知道是否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到国家在政策上,比如在流动资金的贷款这方面,我们很具体的,因为从集团来说是从境外注册的集团,实际上在国内有若干家中小型的在国内注册的这样的公司组成的这么一个集团,这些若是个中小型的公司,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尤其是国内很多项目在付款方式上,在收款的保障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就特别的明显和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对我们这些中小企业的一些要求,反而是非常的高,条件也非常的苛刻,一方面是在担保上,就是我们往往银行要找到比较好的担保单位,但是也不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第二,即使你找到了,或者通过自己一些企业之间的互保,解决了担保的问题,贷款的利率上还要给你上浮,往往是国有的大型的企业,或者一些比较好的企业的话,它不但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条件,而且在利率上也是下浮。还有在贷款前一段紧缩的时候,贷款的额度上,我们有一家公司获得了六千万的受信,但是没有额度,还是不给你。评审也都通过了,受信也批下来了,但是我现在额度没有,不能给你。同样是一家支行,对大型的国有企业的话,用不完还要追着它用,而且是给下浮,怎么能够对我们这种民营的中小企业的,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的支持上,能够给一些帮助的话,可能确实对我们在想方设法渡过寒冬这方面有很好的作用。还有在BOT项目融资也是一样,现在纯粹的项目融资我不知道有多少同行的企业,能够完成。就是纯粹以项目的建成资产和将来的受益权作为质押,不再增加其他的担保条件,完成银行的配套项目融资的。但是我们从金州做的不少的项目里看,尤其是在建设期,它还是要求有企业的担保,另外也是刚才说大的,就是包括利率等等的一些条件,对于我们这种企业还是觉得,一个是不同等的待遇的条件,有时候反而是更苛刻的条件。实际上这一次,我相信无论是拉动内需,还是各方面,这里咱们国家,毕竟非国有的企业占到了相当的比例,而且很多都是中小型的企业,如果中小企业纷纷遇到困难,有的甚至倒闭,甚至裁员的话,必然一方面,社会上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另外就是这么多人,它的消费能力也没有了。拉动的话,肯定是多方面的。从金州来说,现在确实遇到了,因为我们是深深感受到国际金融环境,本来说好了7月份,相当大一笔私募的资金,最后差三天的时候,就说是不投了,而且还是包括这里面,都是国际上投行前几年的大型的投资一些基金,一些企业。确实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确实感受到这也是一个非常冷的冬天,来得早,时间长,而且温度比往年低。在这些方面,我们希望能够跟同行探讨,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困难。我们一方面遇到政府对一些我们的投资的BOT项目,在时间上卡得很死。进度比原来谈好的预期,因为由于这样的原因,困难,可能动不动要把你这个项目收回去,尤其这一次,像刚才说的政府给到地方说那么多的资金,自己有钱,可能更希望早点把这个项目收回去,这种项目更可能出现。先谈一谈我们遇到的困难。


  贾康:我简单回应一下前面两位的问题,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环保企业感觉现在政府的四万亿,对我们还造成了一些前面说的挤出的感觉,别的行业不一定那么突出,但是这个行业就是这么突出,我缺少调研,但是这方面我听清楚了,本来地方政府钱不够,我还要考虑你这个BOT。实话实说,中国现在的环境下,要自己去说动政府体系里有心人,认同我们的思路,就这一轮政策扩张来了以后,并不是钱多就用不了了,你那些钱应该摆在前面,去主打这些项目,像这些民间的资本可以结合的,BOT,TOT,还有你刚才说到的像鸟巢这样的,PPP标准的股份制是同股同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同股不同权。有的政府进去以后,他没有别的权,但是有否定权。诸如此类的都可以探讨。这些去说服政府的有心人,有识之士,认同我们这些想法之后,会遏制那些,他恨不得天下一统,把你们都挤出去。但是其他的财政局的,他们会有一些更全面的眼光,但是是不是像环保部门,也有一些人,他实际上也认同,至少部分认同。另外我是建议在自己的企业里,下一步生产经营规划里要做全面的政策方面的统筹考虑,就是能争取什么政策,要把方方面面的政策放在一起,该争取的都下力量去争取。现在有些中小企业,要跟当地的税务机关说明白,我是小规模纳税人,所得税方面,如果我们有所得的话,环保企业是按照所得税的精神应该是优惠的,它实施条例里没有明确的,要赶快明确下来。在其他的可争取的方面,是不是地方政府所在的辖区里有专门的政府管这个贴息的问题,争取把贴息争取给我们融资。信用担保这块看起来除了一般的贷款之外,又多了一块保费,但是有了担保以后,就把原来过不去的坎儿过去了。等以后回暖了以后,是不是也承担得起这点保费,另外配上一点其他的优惠,把利率通过什么操作,让它尽量降低,诸如此类综合考虑。我们企业可以争取的所有优惠政策,争取一网打尽。我们一项一项争取,只要争取到一项,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的,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但是都可以做。这是我自己很初步的感觉上的说法。现实生活里是最丰富的。情况千差万别。我确实也缺乏这方面的调研。我的感觉,官员里毕竟有些人的意识是在不断更新,越来越多的官员能够理解,像我们所定位的这样的,主要处理上下水和垃圾处理,这样的产业,或者是这样的领域里,它的市场机制跟政府引导结合的必要性,国际上很多经验也可以宣传。我前几年看到一个介绍,他们坚持下来没有,不知道。太原市政府他们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街道清洁工作不用固定的环保局做,而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实际上有点像政府采购了,做起来,政府的成本可以降低一半,一般的政府采购,降低的费用是10%。它这个按率比可以降一半的费用。类似这样的努力,还是值得做。国际经验,我们自己有耐心的这种对相干方面提供信息的这种游说,国际上,像美国这是必然的。中国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层面也有这样作用的空间。我是这样一些想法。以后有机会我多做一些调研,跟各位多学习。


  骆建华:是这样,贾所长五点半要走,贾所长今天给我们说了很多信息,第二个我们建立了联系,将来加强合作,我们有好的建议给你递过去。贾所长走了以后,我们围绕金州的事情议论议论。


  文一波:我们下午本身有一个题目,其实这两个题目我们大家都是很关心的,我觉得这个类似的政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我们也是要研究怎么去对策,我们商会秘书处,要多听我们现实企业,别看国家政策,它在忽悠我们,我们不要被它忽悠。我们不要去呼吁扩大内需,倾向环保,我们扩大内需最后不正当的操作,一些政策的引导对我们遭到了伤害,其实有些伤害对我们来讲是长远的,包括行业好不容易建立一些秩序,包括市场的秩序,政策的,法律不健全,但是大家一起摸索出来的,比如特许经营办法,还没有的,我们一定探索出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商会来讲,要从这个角度去解读,跟政府提建议,怎么去走,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挑战。韦总提出的题目,前面开场白的时候就讲关于过冬的事儿,我们稍微有心一点的,就是我们比他们走得早一点,像国内市场融资我们做了,前两年我们国外已经做了两个融资,感觉时间有点不太好,如果金融危机晚来一年,你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这个其实不光是金州,应该很多企业,包括其他行业里,凡是有私募的,或者是做投资,包括房地产,房地产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过去的资本市场引导的规则是占地为王,地多的,融资就比较方便,政策的引导。后来房价跌,地价也跌了,现在的地价可能相当于原来的1/2,1/3。原来跟投资们的协议,比如像太子奶基本上被投行控股了,控股了之后,马上转手卖掉了。卖掉,首先对原来的管理层肯定是大的伤害,这种协议肯定不是很好。我们这个行业里,金州是这种情况,现在还有不少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商会的会员里,可能相对来讲,不算太多一些。但是这个行业里,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因为全国工商联早几年,他们呼吁一直倡导成立一个什么呢?三年之前,黄孟复主席,我们在桂林开了一个会,说大家都凑点钱和全国工商联开了一个会,每一家拿一笔钱,放在一起搞个资金,最后凑成买棺材的钱。其实这次蒙牛出事,面上的事儿,大家可以看,好像是是说借了一个国外投行的钱,我对国外资本市场有所了解,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肯定是包括它的股权融资做了杠杆的,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融资财务的安排。可能会造成投行对他股票的抛售,实际上不是简单的控制权的问题。但是最后因为企业家俱乐部还是比较团结,后来柳传志为首的,大家伸出了援助之手。其实上次我就提到了,我跟秘书处说,也可以了解一下商会的企业,要一个企业解决另外一个企业的困难的话,肯定是有困难的,如果大家能互相出点主意,另外一个如果力所能及的,或者有些其实还可以采取合作的方式,可能对大家都有益处的方式,我是觉得没准也能找出一些解决的方案,比如刚才韦总讲的,原来签的项目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合作,通过某种方式,一方面跟政府做一些沟通,另一方面,企业可不可以做一些合作,进展到一定阶段,大家能够谈一谈。我是觉得这种事是可以去做的。如果是其他的有一些具体的,可能小范围的,大家可以采取一下,今天因为牵扯到各个公司的商业机密的问题,我是倡议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希望将来,包括我们商会建立一些长效机制,逐步有这个能力,为我们的企业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包括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们原来想成立产业基金,是想这样,但是那个太大,我是不是可以根据行业发展的特点和企业发展的特点,像郭总他们讲的。比如我们直接可以收购一个地方的商业银行,把它增加10个亿,其实是可以做的。像类似的担保公司,银行,我们搞类似的基金,做这样一些东西,逐步逐步形成一种机制,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伸一把手。其实一个企业出问题,特别是对上市公司,比如国美出问题,包括企业上市公司,都是一种伤害。包括供应链,供应商心里也是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是主流的企业受伤害的话,对大家应该都不是什么好事情。我原来也提议,大家可以讨论,因为今天时间限制,以后用什么方式,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要不要做专题,还要再进一步深入,怎么样走,或者小范围,大家再做一些沟通。

  再一个,我觉得目前金融政策可能对大家有些帮助,比如原来的额度问题,但是会前我跟骆秘书长写了一个条,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以商会名义,相关部门去呼吁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这种行业的,包括项目融资的一些政策,实际上口头上节能减排,但是具体到银行,他们没有一些政策,刚才讲的包括支持灾区什么的,不到位。另外TOT并购的政策有很多局限的,标准的项目融资,现在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是不接受的,要么担保,要么其他的方式,像这个TOT不能做杠杆都不利于行业的发展。我觉得起码我们商会可以提出一些建议,银监会,人民银行,这些部门可以做一些。短期的话,可能对金融企业会有些帮助。看看哪些银行比较松一些,一季度是他们放宽的高峰期,大家早做准备,尽量去争取一下。我也是因为这个会的题目,我参与了这个,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些意见。


  韦纪宁:刚才说到我们公司现在遇到一些困难,刚才文会长说的非常好,我也具体说几点,我们看看希望在哪些方面能够在同行,商会会员之间能得到一些无论是支持还是合作,一方面我们现有的一些已经开发好,签了协议的BOT的项目,我们可能现在暂时遇到一些困难,没法如期去履约,这方面有的项目回报率,我们认为比较好,但是每个公司自己对回报率的要求,可能不一定完全一样。这方面我们也很欢迎,愿意跟咱们的同行来探讨,如果说有这方面的兴趣,或者目前有这个能力,尤其是资金的能力,我们很欢迎跟我们联系,这是一方面的困难。

  第二方面的困难,我也想向商会会员的同志道个歉,有些供货商给我们供过设备,我们在付款上有拖欠比较严重的形象,因为拖的时间也不是一两个月,上门找我们要的次数也比较多,因为我们确实有实际困难,没有按时支付。借这个机会道个歉,如果不像我们这么困难,能不能再给我们宽限宽限,有点不好意思,说这个话。

  第三,刚才说的时间要长一些,刚才文会长提到的建立一些基金、担保的机构等等,解决一些,我觉得这对于长远来说,对大家,对各个会员单位,对咱们企业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帮助。当然解决我们眼前的困难,远水解不了近渴。如果哪个企业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有建议,我们非常欢迎


  袁欣波:我先介绍一下,我是凯丹水务国际集团的,我们在中国大概时间只有一年多时间,在中国做水务方面的投资,所以刚才我也听说金州有这种愿望,从我们公司来讲,因为我是负责公司的市场这部分,我也希望会后商议一下,看看怎样合作,我们想长期扎根在中国,我们去年投资了将近5个亿的投资,目前跟国际金融方面,目前主要是欧美影响比较大。


  梁成铨:我不晓得韦总您是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上游,而且是我们其他的设备供应商,我不晓得在座的同行在这里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整个产业都是收款机,我们不能跟当地政府,处理水以后,拿到钱。我们整个行业可以跟政府,最后的资金还是政府出来的,不要说投资了。先说你欠我的钱,应该给的钱准时给。这样的话,对我们每一个公司的资金周转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也也是合情合理的,我跟你处理BOT,你应该按照多少吨,多少毛钱给我,你不给,我的资金很紧张,况且我们作为设备供应商,我们安装了设备,政府就应该给钱。我们作为行业,起码要求合情合理的,钱准时给我们。


  柴新莉:我想通过商会呼吁一下,比如对四万亿资金的使用,可能推动补发到地方政府,对水务这块运作的,对运营这方面,能不能呼吁一下,让政府把当地项目公司的拖欠款,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给支付了,我觉得这样能够对我们公司在现金流上面给一个平衡。我觉得如果我们在投资方面拿不到,能不能通过这个形式,通过环境商会的形式呼吁一下。还有刚刚大家说的贷款的问题,我们的融资方式是多种多样,但是有一条我们不会脱离的,就是跟银行拿贷款,对一些设备制造商拿的贷款,可能是通过商品流通。也可以作为它现金流的补充。但是对我们投资公司来说,我们是作为资本金投出去,投到项目公司,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股权形式,一种是BOT形式,BOT形式,我可以在当地拿到一些贷款,但是对于投资公司来说,我们一年到期以后,马上要做这种程序,这个风险非常大,所以我也是想,能不能通过这个呼吁,在银监会这块,对我们这种投资公司的贷款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


  郭鹏:据我们知道,银监会现在也在研究这个事,有可能在明年,听说是有可能出台相应的东西,原来国家在软贷这方面只有开行在做,开行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去年到今年基本都停了,软贷以前就是资本金贷款很少,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放开。刚才文总说的,我觉得应该是很到位的。现在整个金融环境,对我们这个行业还是很好的。利率也下调,这次下得也比较大,下了1.08,所以这个对我们行业,如果说过冬,实际上扩大投资,从核心角度来说,对我们来说绝对是有利的,政府各个主管部门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提高效率,我觉得商会的问题,我建议商会能够跟国家的一些政策部门,改变以往的政策投资的引导性,因为这次最强调的是引导性资金,就是四万亿当中,特别是对基础设施这方面,一再强调的是引导性的,而不是单纯的硬性投资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现在这个机会还是蛮大的,就是对我们从事投资运营的企业来说,今天看起来,我觉得比别的行业,特别比一些以出口为主的行业来说,我们还算不错。或者说我们有可能必须早地走出这个冬天。


  文一波:现在很多的就是把你挤掉了,他没有起到引导作用,所以我们要提出建议,对效率的提高,我们出手要快,我们也要研究得准,那个东西不要说,因为我们比较了解这个行业的特点,也了解政府的心态,不一定说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的工作要尽快去做。


  王小水:我想也是这样其实可以呼吁一下国家出台指向性的意见,就可以,像污水这个行业,这些资金争取来,可以要求各级政府用在管网的建设上,而不是用在厂子的建设上。国家应该趁这个机会把这些事情搞定了,这样对投资人反而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指向性的资金进来,不会影响到项目分配的问题。


  骆建华:今天我们听了贾康的解读,再一个,大家也提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我们商会也会把各位老总的意见整理出来,向有关部门做一个反映。如果这种会大家觉得有必要,可以经常跟我们提出来,做什么样的专题,请什么样的人,随时提出来,我们根据大家的需要来安排。今天这个会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