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临近尾声，孟斯对过去一年中国重大环境事件中公众参与的缺失做出评论。

2010年最后一天，环保部驳回了重庆绿联（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就紫金矿业污染问题的复议申请。

此前一周，东莞麻涌垃圾焚烧厂环评公示，5万反对票莫名“蒸发”。

此前半月，大连漏油事件殃及的40多名养殖户为了损失索赔，第二次踏上去北京上访的路。

纵观2010年中国环境事件，无论是政府大刀阔斧的节能减排、迅猛发展的新能源国家队，还是紫金污染、大连漏油等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抑或是愈演愈烈的垃圾焚烧、转基因稻米争论，公众始终面临尴尬，无力形成有影响力的呼声。公众仍难以参与公共决策。

2010年7月，紫金矿业下属工厂污水池发生铜酸水渗漏，约9100立方米污水流入部分进入汀江，造成上千吨鱼类死亡。然而早在同年5月，紫金矿业已被环保部通报批评，称其存在严重环保问题尚未按期整改、存在较大环境风险。

同一个月，大连港口输油管道爆炸，数万吨原油泄漏造成周边数百平方公里海域污染。而早至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即指出，爆炸事发地大连30万吨级原油码头港址变更项目的环评报告中，环境风险评价、风险防范措施与应急预案存在问题。

半年里，大连事件几近沉默，公众未能等来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出台。而隐瞒事故长达9天的“2009年度中国最诚信企业”紫金矿业，于7月和9月又发生两次污染事故，并被指用“封口费”和人身侵害阻止调查报道。亦有媒体指出，紫金矿业与福建上杭县权力机关之间，存在紧密关系。

面对如上种种，我们大可指责安全管理疏漏、缺乏程序规范、相关人员失职，甚至钱权交缠导致监管失灵、体制漏洞造成官僚作风。但是，为什么“诚信企业”敢于瞒报重大污染事实？为什么破坏居民生计的国有石油企业非但不曾公开道歉，反而为自己抢险庆功？为什么公众关切，不能加速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出台？

公众其实并不沉默。重庆绿联申请建议环保部依法起诉紫金矿业，而非行政处罚，但被环保部以“没有利害关系”为由回绝；民间环保人士冯永锋要求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取消紫金矿业“最诚信企业”称号，未得到回应；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就紫金矿业涉嫌故意延迟污染事件信息披露，向香港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公开信，未收到足够回应。

另一边，大连漏油事件发生后，国内外环保组织陆续到现场调查和跟进事态发展，但油污损害评定和赔偿过程却极度缓慢艰难，相关机制和法规过于粗简而遭遇“无法可依”的尴尬。在官方体制格局下，民间无奈，只有翘首盼望官方为其代言。

2010年“骄人成果”当属十一五节能减排行动。自从5月温家宝总理发出誓言“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我们的承诺不能改变，决心不能动摇，工作不能减弱”，中央政府有决心、地方政府有行动，于是公众坐看着行政机关忙前忙后，关停高耗能企业，直到开始停了医院和公交设施的电，才恍惚醒来，发现原来节能减排其实与己有关。然而这一遍及全国、涉及各行各业、生活方方面面的能源改革，从形式到决策，公众又有多少参与空间？

尤记往昔，圆明园铺设防渗膜事件公开听证，厦门PX的集体散步，水坝反对者集体压力叫停建坝工程。与这些过往相比，2010年，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空间反而缩小。我们看到的都是强势集团自顾自的“战天斗地”、“关怀百姓”、批评教育、庆功表彰，把公众晾在一边。任凭媒体和网络聚集的公众情绪与舆论压力把问题制造者和解决者推向风口浪尖，民间组织和个体虽仍在探索多种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民间推动力的作用仍不明显。

解决环境问题，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也不能指望企业随时随地心怀社会责任。根本的，乃是政府改变“包办”思想，给公众以有效的参与权，让公众的声音成为真的声音、公众的压力成为真的压力。

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同样是企业唯利是图而忽视安全预防、政府监管不力而纵容隐患发生，但事情出了，犯错的谁也不敢怠慢。漏油发生后不到两个月，BP就承诺成立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4个月后，第一笔30亿美元的资金已经注入账户，BP董事长低头向受害者郑重道歉。与此同时，众多民间和官方机构迅速对事故调查和发布评估报告、政府建立专门网站公开详细调查结果、救济方案、联系方式，接受公众监督。

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仅仅停留在出了人为事故则呵斥企业、出了自然灾难则深情关怀，远远不够。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制度层面的困境，都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法，但在整个博弈中，公众力量的强壮，有利于事态向保护环境、维护公共利益发展。面对当前环境问题密集爆发而监管成本较高的困局，权力部门应该让公众成为环境保护运动的主体，推进中国多方面环境问题的解决。

当然，公众不能仅以朴素的愿望，坐等力量的自动壮大。从这个角度看，2010年仍然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故事，如上面提到的，民间组织仍以各种公开信、申诉和行动，继续发声；媒体在艰难险阻中不断追问。

有学者认为，由于过去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未来十年左右的范围内，中国将面临环境污染事件集中爆发期。而政府部门将面临的挑战将不只是应对环境事件，更应理性理解和适应走向组织化和规模化的公众监督。

孟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