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近日发布，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把水利提升到关系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根据一号文件的相关要求，中国今后10年在水利方面的年平均投资将比2010年高出一倍；政府计划将全国年用水总量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此外，一号文件提出要积极推进水价改革。

　　我国水资源较为稀缺，但长期使用的“福利用水”模式却淡化了社会节水意识，水资源保护问题亟待破题。中央一号文件的祭出，为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使用规模以及价格机制等方面指明了方向。但需要指出的是，只有让传统倚重行政直接调控水资源的思维尽早转向、充分发挥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作用，才可能促使水资源管理更加有效。

　　常言道，水是生命之源。岁末年初，一场严重旱情肆虐北方。其中，山东济宁等部分地区的气象干旱程度已达到两百年一遇，目前，山东全省有过半小麦田正受旱情影响，30万人饮水困难。事实上，我国一直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但对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却十分低下，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为610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十几倍。此消彼长之间，我国水利系统在面临久违的大旱天灾之时，其应对调节能力便愈显脆弱。究其根源，水资源“国家养水、福利用水”的模式长期延续，地方对“大锅水”的利用规划工作难言积极。由于节水工作产生的效益过程缓慢，很可能历届领导在行政任期内无法得到体现，地方政府往往会为发展即期投资而忽视保护水资源的长效机制，短视经济诉求弱化了其对破坏水资源行为的监管动力。与此同时，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微观实体与个人而言，在当前制度下保护水资源所付出的成本无法获得相应补偿；而破坏水资源者也不必为此付费。由此，节约用水并非微观实体的最优选择。可见，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严重滞后，道德风险必然随之增加。

　　恰因此，中央一号文件对全年用水总量和效率方面等提出了具体化要求，随着行政量化指标的层层划拨，将能督促地方政府部门酌情考量本地节水与用水管理，适度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水平。但是，以行政为主的调控举措难免存在定量考核失准、监督成本较高等问题，水资源合理利用最终还应向市场化举措过渡。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水资源改革路径看，正是将“谁用水，谁付费”、“谁排放，谁出钱”、“谁污染，谁治理”的理念灌输进水资源保护律法，才真正确保了水资源管理的有序进行。以此观之，在一号文件全面推出之后，包括水资源专项立法、监督部门职责认定等后续工作需进一步细化。需要指出的是，未来我国水资源系统应大力倡导水权分配清晰、环保“费改税”的改革路径。比如，水资源交易市场可以分为两级，权力部门可以将公共水资源使用权出售给使用机构或个人，交易形式可以是拍卖、竞标等。持有水权的各个经济主体，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二级市场上让渡或者购买水资源使用权利。如若能将水资源污染成本内部化、开放水权交易市场，那么不仅可以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而且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需要提及的是，对于用水价格问题，一号文件提出的阶梯水价设想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看点。从经济学角度看，阶梯定价将有助于利用价格杠杆推动水资源节约。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城市垄断供水体制下，水务公司的实际供水成本以及管理费用等开支处于“暗箱”之中，由此导致此前兰州、北京等各城市水价调涨频频引发民众质疑。在水价绝对水平尚难平众口的情况下，如何合理界定阶梯幅度，着实考验主管部门的智慧。所以，市场化思维在水价核定中也不可或缺。从英国等国家把公用资源产品决定权交还给市场的改革历程看，我国水务等资源供给也应当向民营资本放开，在政府制定好竞争规则的前提下，让其发挥出积极的“鲶鱼效应”，可以倒逼水务成本趋向透明，充分竞争将有助于市场自发寻求水价的合理水平。

　　在北方大旱之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水利问题并非应景之举，而是对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拾遗补缺。应当看到的是，行政监管发力固然有助于唤醒社会节水意识，但水资源稀缺性的充分彰显还需要市场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