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待获批的国家重点区域规划京津冀都市圈在2011年初就遭遇了严重的干旱。

　　面对干旱大都市北京启动了应急调水措施——从河北的水库调水。2月16日下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涿州（保定的县级市）段的水面已经冰封，但冰面之下，来自河北水库的水正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北京。据资料显示，从去年年中开始，仅保定的王快水库就向北京供水近3亿立方米。年后，保定的另一座水库安各庄水库也开始向北京供水。

　　向北京供水的同时，同样干旱的保定面对天气转暖后，农业灌溉的用水高峰并无其他办法，只能继续通过机井采地下水灌溉。而保定地区，甚至整个京津冀都市圈区域都已经超采地下水多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而得不到补充。

　　实际上，干旱已经在“8+2”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内延续多年。这一包括了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承德8地市的都市圈被寄予厚望，其规划也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但尚未正式成形就面临着严峻的水资源紧缺问题。

　　根据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户作良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京津冀都市圈是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地区，是我国东部降水量最少的地区。都市圈区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221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317立方米，相当于全国平均的1/7；亩均水资源占有量306立方米，只相当于全国的1/5。

　　水资源量减少的直接原因是降水量减少。由于区域自产水资源供给量的下降和人口增加的双重作用，区内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下降速度明显高于水资源总量下降速度，人均水资源量已大大低于联合国提出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水资源安全警戒线。

　　京津两座大都市人口和产业都很密集，来自外部的水量在可利用水资源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入境水量均来自河北，在水资源方面，对河北有极高的依存度。

　　而京津凭借政治地位和经济上的优势吸取河北的水资源之后，同样缺水的河北从外部只能通过引黄河水获得数量有限水，剩下的办法只有大量开采地下水。而长时间持续超采地下水已经给河北的生态和农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各方面都知道超采地下水潜在的危险性，但又都寄希望于2014年南水北调带来的水量，指望在此之前不会出现水资源安全问题。

　　但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封志明的研究，长期看，即使获得了南水北调的水资源量，京津冀地区水资源承载力也不能充分满足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的更高要求，水资源供需平衡也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北京的数据同样如此，加上南水北调给北京的水资源，即使按低人均水资源量计算，北京的适宜居住人口也不应超过1800万，而这一数字早已被超出。

　　未来的京津冀都市圈如何脱离水困，仍未有答案。

　　京冀水争

　　涿州孙家庄镇村村民胡宪有的小煤场几乎是被各个时代的水利工程环绕。北侧紧挨着南水北调的总干渠，东侧是房涞涿灌渠和灌溉用的机井“老头井”，南侧则是新近修建用来提供生活用水的管道，再远处则是大片的农田。

　　房涞涿灌渠的水泥渠道已经报废，“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行了，没有水了”，47岁的胡宪有说，而原本是村中出水最好机井的 “老头井”出水量也剧减，现在只能用小号的水泵抽水，供“一两家用”。

　　因为没水，北横岐的村民7年多以前就将种一茬玉米一茬小麦的耕作方式改为了只种一茬玉米，收成只能看当年的天气。在2010年，村民赵秀芬的三亩半玉米绝收，“一个棒子都没有”。胡宪有的玉米也只有极少的收成，“口粮只能买”，他一家五口人全靠他与人合伙经营的小煤场的收入生活，一年下来，根本没有余钱。

　　孙家庄的缺水一方面是由于多年干旱，整个京津冀地区都处于水资源匮乏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最主要的地下水补给来源拒马河在上游被北京市截留引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机井出水不足，灌溉成本上涨。

　　根据涿州市水利局王志平的介绍，孙家庄近些年地下水位下降严重，新打的机井已经深达320米。在新机井建成之前，村民只能到很远处去提水。

　　据涿州水利局官员王志平介绍，北京每年至少从拒马河截水2亿立方米，但只给河北省300万元的补偿，涿州只能分得70～80万元，而因为没有拒马河的水补充地下水，涿州只能深挖机井，水的成本高涨，现在“打一眼新机井就要20万元，建一座水厂要500万元”，王志平说。

　　涿州方面多次向河北省水利厅、海河水利委员会和水利部申诉均没有结果，“虽说河北省和北京市是同一级，但分量不一样。水利部也在北京地面上，海委和水利部哪个惹得起北京？”一位涿州的水利官员抱怨。

　　河北方面开出的一年补偿6000万的要求，北京不予理睬。河北省甚至想在位于涞源的拒马河上游建造工程，抢在北京之前截走水，但终因无人“拍板”而作罢。

　　水资源配置难题

　　2008年之后，北京逐步改变策略，开始利用其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向河北“买水”来获取河北的水资源。河北方面的想法也是在付出代价之后，可以获得补偿，可以参与分享京津的经济发展的成果。

　　但在没有明确协调机制、水权不明晰、水权交易制度尚未建立的条件下，跨区域的资源调配还是采用“一事一议”的应急办法。

　　就保定为北京供水而言，保定自身也十分缺水，将王快等水库中的水供北京只是“一事一议，相机补水”，保定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给北京补水。但在实际中，保定的水利部门和水库对于给北京供水持相当积极的态度，除北京的政治特殊性之外，水利部门和水库通过给北京供水获得经济利益是最重要的原因。

　　保定的水利相关部门对于给北京供水的确切数量和价格讳莫如深。但根据《2009年保定市水资源公报》中的数据在2009年，保定仅王快水库就向北京应急供水2.061亿立方米（进入南水北调总干渠的水量）。其中，有约1.5亿立方米水为王快水库主动追加提供。

　　其积极态度背后的原因在于北京对于保定水库的供水2009给出的价格是每立方米2元钱，对于河北省水利厅和“差补”单位水库而言，向北京供水经济效益远大于将水用于农田灌溉和对下游进行生态补水。据保定水利系统的官员透露，2010年给北京供水的价格可能更高。

　　王快水库管理处主任蔡翔涛曾告诉记者，水库经济上很困难，“曾经欠职工18个月工资。北京调用我们的水，给一些钱，我们就相机给它补一点水，挣点钱”。

　　反对的声音不是没有。大清河河务管理处和白洋淀管理处的副处长边志勇就表示，很多供水目标“都盯着这两座水库中的水，可补给白洋淀的水量越来越少，用水目标越来越多。如果不修水库的话，这水必然要流下来，即使不能流到白洋淀，也能补充沿途的地下水，从而间接补充白洋淀。水库将所有的水都拦下来了。水库的作用应只限于防洪，削减洪峰（保护白洋淀和下游河道），应该放水保障生态流量。这水本来就属于这一流域。”

　　正因为北京给出的价格远高于将水库中的水用于农业灌溉和生态补水所能获得经济利益。比较效益发挥了支配作用，保定本身的农田灌溉主要依赖机井抽取地下水，而对于水库下游白洋淀的生态补水则从山东调黄河水来补充，因为买黄河水的价格远低于给北京供水的价格。

　　作为保定最大的王快水库也是处于入少出多的状态，多数年份上游来水仅有约1亿立方米。根据上述水资源公报，2009年王快的入库水量为1.643亿立方米，而出库水量为3.914亿立方米，年末蓄水量是4.644亿立方米。至2010年12月1日则降至3.819亿立方米。

　　保定的水资源也处于紧张状态，另一方面，随着保定的城市发展，其对水资源的需求也在上升。根据保定水利局的资料，保定市正在进行“大水系”工程以连通王快和西大洋两库。正常年份王快水库可向西大洋水库调水2亿立方米，途经保定市区向白洋淀供水1.2亿~1.5亿立方米，向一亩泉水源区补充地下水3000~5000立方米。如此，王快水库根本无力同时向多个目标大量供水。

　　一切希望都寄托于2014年南水北调带来的水资源和在那之前地下水超采不会造成水资源危机。

　　而针对京津冀都市圈内的水资源如此捉襟见肘的困境，封志明提出，到目前为止，多数调水都是应急性的调水计划，没有形成稳定的调水和配水方案，应建立合理有效的补偿机制，实施流域综合协调管理。要想实现京津冀都市圈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在加大节水力度和实现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增加外流域调水量；同时适当控制人口，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积极开发利用降水资源以增强区域水资源承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