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参与森林植被和湿地保护和恢复的个人和群体可以从政府获得报酬。这一做法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环保领域的创新者。

森林趋势组织本月发表了 《2012年流域服务支付状况》报告。迈克尔·贝内特是该报告的参与者之一。他认为，这也展现出中国政府的“两面性”。在以细致、低成本的手段保护水资源方面，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头。可是，同时，中国却斥资620亿美元开展南水北调这样的大型工程。

同时效力于亚洲发展银行和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驻京环境经济学家贝内特解释说，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局面，这使水域保护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且吸引了大量的投资。

不论以哪种标准进行衡量，目前的局势都不容乐观。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称，过去四十年，中国湖水面积减少了13%，一半的沿海湿地变为耕地，有50%的城市饮用水达不到健康饮用标准。而且，中国也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上最缺水的13个国家之一。

中国水资源分布原本就非常不均——南方地区水资源相对充沛，北京等城市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仅有全球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而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污染和地下水枯竭使问题更加严峻。

贝内特说，所有这些已经“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政府还承诺，到2020年将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6430亿美元）用于水资源管理、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国家到2015年的发展蓝图，“十二五”规划制定的水资源战略将政府所说的“生态补偿机制”摆在了核心位置。

“生态补偿机制”中包括生态服务付费（PES）——以财政激励手段促使农民和土地所有人对土地进行妥善管理，从而为下游社区或林业资源提供清洁的水源。此外，那些受益于其它地区生态系统的地区还应拿出钱来对受损地区进行补偿。

根据森林趋势组织的报告，中国在PES实践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头。2011 年，中国的流域投资占到该报告统计总额的 91%。另外，报告作者还重点提到，中国相关部门为南部沿海城市珠海上游社区 10.8万居民提供了健康保险。而作为交换，居民必须采取可提高该地区饮用水质的土地管理措施。

在贝内特看来，这个例子说明中国正发展成为全球环保实践的中心。而这与人们——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普遍观点相反。在人们看来，在环保这个问题上，中国最好还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经验。

不仅中国，很多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扰，尤其是美国。尽管美国的水资源相对较为充沛，人口密度较低，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水资源危机：美国政府称，今年将有36个州面临缺水的局面。

“让我觉得兴奋的是，中国政府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其它国家基本上也行得通，”贝内特说，“可是，当我跟[中国]政府官员就这个 问题进行交流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只关注国外的经验。下一阶段要做的就是真正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并将其中一些创新措施推广出去，不仅要推广到中国其它地方，更要推广到世界其它地区。”

农村福利问题

然而，中国国内依然存在着一些需要加以应对的挑战，水资源管理机构错综复杂，内部责任分散，环境相关法律薄弱，产权模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步调不一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对发展造成阻碍，贝内特说。

中国的“退耕还林项目”就是一例。根据该项目，将边远农田或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户将获得（每公顷高达300美元左右的）补贴。“退耕还林项目”始于1999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造林计划。最初，该项目只是针对长江黄河流域。然而，开展之后发展迅速，目前已经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

虽然在人们看来，该项目整体而言取得了成功，然而，各级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差异却引发了人们对农村地区福利问题的担忧：“原则上讲，该项目是自愿的，”贝内特说，“可是，在一些地区，农民没有选择权。另外，他们获得的补偿是否是以退耕所损失的机会成本为依据也是个问题。”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政府已经作出承诺，将在“十二五”期间对该项目进行完善。

“中国的领导层正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很同情他们，因为，中国的情况太复杂了，”贝内特说，“大方向没问题，问题是速度够不够快。”

还在大兴土木

其中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政府不断强调并推动大型工程的做法是否能够得到遏制。近期中国为了保护水资源而做出的努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同时，中国也有着一连串富有争议的水资源管理方案：三峡大坝、南水北调、甚至还要将渤海湾的海水输往内蒙古，以满足当地煤矿的用水需求。

目前，打头阵的是南水北调工程。这个将长江之水引入北方的构想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如今已在建设之中。然而，该项目却因为其建设费用、给农业造成的影响、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等问题遭到经济学家和环保人士的诟病。包括贝内特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水价改革才是政府更应该采取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让干旱的北京城里那些哗哗喷水的酒店喷泉销声匿迹，才能让宝贵的水资源不再浇灌绿茵茵的高尔夫球场。

“政府在此问题上具有两面性。很明显，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大兴土木、建设更多基础设施的方式来解决水资源问题，”贝内特说，“然而，反对之声必然也会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水资源进行合理的定价，需要积极地投资于水资源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