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地方政府仍然对当地污染情况秘而不宣时，“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里已经列出了10万多条企业污染记录。由马军领导的团队也因此获得了第三届中国软科学奖，并获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下称“综研基金会”)提供的20万元奖金。

　　7年前，马军创立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其间主持开发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建立了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数据库。在昨天下午于复旦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软科学奖成果报告会上，马军表示，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的企业监管记录已经从6年前的2500条上升到了超119000条，涵盖了31个省份和超过300家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排放和污染信息。

　　他说：“目前有844家污染企业对污染问题进行了说明，但还有10万家企业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现在的数据库已经记录了污染源和所属地，今后还会进一步记录并公开各个企业具体的排放量。

　　马军在报告会上提出，环保真正的障碍并不完全是技术问题和资金问题，而是缺乏动力。他表示，环保的先进技术已经存在，而这10年也至少有10万亿的资金投入环保，但收效却甚微。

　　因此在他看来，要让环保有成效就必须让公众知情并有效参与。那么，如何让公众对环境的知情转化成企业的减排动力？他认为，必须激发利益方的绿色选择。从公众的消费权利入手，通过公众的绿色消费引导大品牌用其订单来影响供应商，实现整个产业链的绿色选择，这就是马军在推动污染信息公开的同时进行的另一项事业。

　　“现在一批大品牌开始主动检索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了，然后由这些品牌推动供应商的整改。”他说，“失去了订单的供应商甚至会主动请我们帮他们治理污染，对他们来讲，尽快减排实现环保成了他们最急迫的目标。”

　　然而，绿色供应链主要推动的是快速消费品等行业的减排治污，那些处于产业链顶端或垄断的行业，如能源或化工并不被影响。因此，马军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在推动绿色投资和绿色证券的项目，试图加入投资者和银行的影响力，产生另一种撬动力量。

　　除了撬动企业主动公开污染信息，政府显然也需要更多动力。马军对本报记者说，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即PITI指数这种对各地政府的量化评价就是对政府污染信息公开的一种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