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垃圾处理引起了全球的关注，8月12日，《纽约时报》也刊文关注中国兴建垃圾焚烧炉的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全球的二噁英排放可能会在现在的水平上翻番，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垃圾山，现在烧还是不烧？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面对垃圾焚烧厂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势头，美国专家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提出了忠告，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好不要买那些昂贵的机器，因为如果垃圾中大部分都是厨房垃圾，纸张，塑料（可以回收利用），那为什么还要买那么贵的机器？

中国环境和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是垃圾焚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在赵章元看来，正是因为存在二噁英污染风险和投资运行成本过高这两大弊端，垃圾焚烧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高潮之后，目前在国外已经成为了一种“夕阳产业”。

有一个很专业的会议刚刚在北京闭幕，一个陌生的词也越来越被我们熟悉：二噁英，这个会议叫第29届国际二噁英大会。

全球400多位顶尖的科学家聚集一起，在探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时候，不约而同把焦点落在了城市垃圾处理上。我们每天丢弃的城市垃圾和人们闻风色变的剧毒物二噁英有什么关系？科学家们又为什么会对此忧心忡忡？先来看看记者在会场上了解到的情况。

在中国，垃圾焚烧发电成燎原之势

世界二噁英大会垃圾处理陷入困境，“二噁英”困扰中国

为期5天的第二十九届国际二噁英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二噁英是毒性最大的化合物之一，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除了剧毒之外，二噁英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溶于脂肪，难以降解，半衰期时间长，属于持久性污染物，一旦进入人体，7年10年都很难排出，而一旦累计到一定程度，就会致人死地。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垃圾量正以10%的年增速向人们的生活圈不断逼近，如何处理困局已摆上了政府的日程表。2005年世界银行就曾发布报告警告说，中国如果过快建造垃圾焚烧厂且不限制排放物，世界范围内大气中二噁英含量会加倍。会上，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所以这就是垃圾焚烧炉之所以受到关注的原因，因为垃圾焚烧炉是产生二噁英的途径之一。”

中国的城市垃圾处理引起了全球的关注，8月12日，《纽约时报》也刊文关注中国兴建垃圾焚烧炉的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全球的二噁英排放可能会在现在的水平上翻番，中国的垃圾焚烧炉计划到底有多大？剧毒一级致癌物——二噁英的威胁离我们还有多远？

2009年7月9日，在北京市六里屯垃圾填埋场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海淀区市政管委相关负责人与六里屯周边的200多位居民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已经是当地政府第四次与六里屯居民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但双方见面的气氛似乎并不那么轻松。

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业主赵勇：“告诉大家垃圾焚烧厂是无害的，是安全的是让我们放心接受这个焚烧厂建在六里屯，大家当然不愿意了。”

赵勇，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业主。自2006年以来，有一件烦心事一直困扰着他和六里屯周边地区的居民，这就是海淀区政府计划在他们居住的六里屯地区新建一座垃圾焚烧厂。

赵勇：“给我们宣讲的都是垃圾焚烧厂好的一方面，比如变废为宝，发电，比如可能会消减垃圾臭味的问题，但我们从网上看到资料，那么介绍了很多垃圾焚烧厂可能带来的其他的问题，比如我们前面说的二噁英的问题，比如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六里屯垃圾处理厂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始建于1995年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原本就存在选址不当、管理不善等诸多问题。而周边居民最难忍受的，就是填埋场散发出的恶臭。

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居民黄继勇：“晚上睡觉，两点多钟就经常被呛醒，然后一关上窗户之后，满屋子弥漫着臭味出不去。”

让居民担心的还有垃圾填埋场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由于六里屯与北京中心城区距离较远，市政供水管网尚未通达，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都依靠各个小区的自备井，而这些自备井抽取的都是地下水。

饮用水安全问题成为六里屯居民的又一块心病。

“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周围地下水都做了检测，检测到马连洼土井，上地这么远的位置，地下水的土井都做了，地下水监测井都做了监测了，都发现地下水已经污染了。”

赵勇告诉记者，尽管忍受着恶臭的侵扰，但他和六里屯居民心中一直还有个希望，那就是垃圾填埋场总会有填满封场的那一天。然而在2005年年底，当得他们知海淀区将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南侧再建一座垃圾焚烧厂的消息时，希望变成了更大的担忧。

赵勇：“因为臭味只是让我们，它来的时候让我们睡不着觉，但是二噁英这东西无色无味，而且会让人致癌，危害比较大，所以相比而言，如果说让我们必须选择，在闻臭味和闻二噁英之间选一个选择的话，那我会选择闻臭味。”

与赵勇一样反对垃圾焚烧的，还有北京市高安屯地区的居民赵蕾。赵蕾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柏林爱乐小区，距离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处理场的直线距离仅有3000米。她告诉记者，这个地方不仅有六里屯居民所熟悉的垃圾填埋场的恶臭，还有北京市已建成的第一个垃圾焚烧项目——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记者：“你进去过这个垃圾焚烧厂看过吗？”

赵蕾：“没有进到焚烧厂里头去。”

记者：“进不去还是？”

赵蕾：“进不去，我们不知情，所以越是不知道的东西，越是对它有一种恐惧感，然后不安，就是感觉非常不安，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所有的关于二噁英的监测报告，包括重金属监测报告，是没有人给我们出具，所以大家很不安。”

而垃圾焚烧厂周边居民的这种担心，在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看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

王维平：“我们的填埋厂，他没按操作规程做，比如超负荷运行，他设计能力每天进1200吨，可是他每天进3000吨，萝卜快了不洗泥，咱们说这话所以他就忽略了这种标准化的操作运行的过程，造成了污染，造成了扰民这种事情是有的，所以群众的这种担心是应该理解的。”

王维平告诉记者，目前北京的16座垃圾填埋场，总处理能力为每天1.03万吨，而现在北京的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处理能力的缺口每天高达8000吨。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这16座垃圾场离填满封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王维平：“就是在未来的4年都要填满，那么填满了就面临着4年以后这个垃圾无处可去了这样一个严峻形势。”

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让城市的管理者不得不为垃圾寻找新的出路，而垃圾焚烧成为他们的首选。在《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到2012年全市垃圾焚烧比例达20%，2015年达到40%。未来6年，北京市将投资100亿元，新建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其中阿苏卫焚烧厂、北天堂焚烧厂、梁家务焚烧厂、南宫焚烧厂均在计划建设之列。

然而，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规划还是引来了专家学者和周边居民坚决反对，这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环科院的环境学专家赵章元。

赵章元：“我为什么还是要反对做焚烧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二噁英这个污染物它是难降解污染物，它即使你排放量很微弱，但是它微量的排放对人身体还是有害。”

2007年2月，北京市海淀区六里屯的居民代表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停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兴建垃圾焚烧项目的热潮也在逐渐升温。截止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均已建成垃圾焚烧厂。江苏省已建成和在建垃圾焚烧项目15个，浙江省共建成和在建近30个，广东省近20个。此外，辽宁、山东、福建、海南等15个省区均已建成或拟建设垃圾焚烧厂。

“我们全国的垃圾焚烧炉，很可能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出现。”

“主烧派”与“反烧派”之争

其实刚才围绕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发生的争议，只是国内垃圾处理困境的一个缩影。

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据相关统计，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中国就占到了其中的近1.6亿吨。面对如此庞大的垃圾山，现在烧还是不烧？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中国环境和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是垃圾焚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对垃圾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担心，是赵章元反对垃圾焚烧的最主要原因。

赵章元：“二噁英是国际公认的一级污染物，这个污染物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难降解，就是它的半衰期是14到273年，平均下来是几百年，如果我们等它降解完了，在我们人体里它要累积下来，还是迟早还要引起人身体致癌的。”

但在有着“主烧派”代表人物之称的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看来，赵章元的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王维平：“我想强调的是，垃圾焚烧发电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是一种成熟稳定的技术，也是一种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技术，那么很多人担心它会不会产生二次污染，我想从专业的角度说一句话，我们还不至于愚蠢到花大钱把固体污染转化成气体污染，不至于愚蠢到这程度。”

王维平告诉记者，现在北京新建的垃圾焚烧项目，采用了日本的先进技术，二噁英的排放则参照欧盟制订的0.1纳克的排放标准，绝对不会造成人体的伤害。

王维平：“它通过控制炉温，通过半干法净化，烟气净化，总而言之我不说专业的，专业的技术角度来克服这个东西，也就是说现在从专业技术角度完全可以克服这个事，克服这二噁英。”

然而王维平的这一说法，同样遭了垃圾焚烧“反对派”的质疑。采访过程中，北京六里屯居民丁捷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名为《反对在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意见书。在这份的意见书中，丁捷特别向我们强调了关于垃圾焚烧过程中对二噁英进行监测的问题。

丁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二噁英分析实验室郑明辉教授，指出二噁英不能在线检测，正因为二噁英检测和化验的技术要求非常高，截止到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敢说没有一个焚烧厂能够做到在线监测。”

而正在清华大学访问的英国伯明翰大学二噁英专家斯图尔特·哈瑞也证实，对二噁英的实时监测，目前在国际上同样是道难题。

英国伯明翰大学环境化学高级讲师斯图尔特·哈瑞：“人们很想做（二噁英的实时监测），也有很多的研究，但到现在，虽然有进步，但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也许5年、10年后也许可以，现在最快的监测速度只能做到12个小时，非常难做到。”

丁捷：“我们不知道它是否超标了，因为无法检测所以人为无法控制它，那就（可能）变成很随性的一种排放。”

发达国家的垃圾焚烧厂在不断关停，却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和报道，作为垃圾焚烧第一大国的日本，尽管采取了严格的标准，但仍然是二噁英排放第一大国，空气里二噁英的含量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

美国环境保护署曾向公众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在普通美国人体内发现的二恶英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于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水平。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垃圾焚烧厂在美国逐步失去市场，目前，全球发达国家的垃圾焚烧厂在不断关停，新上项目更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况，但是新兴国家，由于正在给垃圾寻找出路，它们却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除了对二噁英问题的担心，垃圾焚烧“反对派”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它天价的设备投入和高昂的运行成本。

赵章元：“非常昂贵，它这个生产一台垃圾焚烧炉动辄就是几亿元，我们现在的大型都是十几个亿元，所以它很贵。”

赵章元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项目，多数采用的是进口焚烧设备。如广州市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投资达7.25亿元；上海虹桥生活垃圾焚烧厂引进德国设备，投资9亿元；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引进日本设备，投资7.5亿元；而深圳市的7座焚烧厂中有5座引进的是比利时和日本的设备，总金额高达20亿元。

在赵章元看来，正是因为存在二噁英污染风险和投资运行成本过高这两大弊端，垃圾焚烧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高潮之后，目前在国外已经成为了一种“夕阳产业”。

赵章元：“有一个趋势，我认为这个世界总趋势，垃圾焚烧法是要逐渐萎缩这是不可改变的。”

赵章元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二噁英专家约瑟夫·迪冈的认同。他告诉记者，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污染事件，让各国都加强了对垃圾焚烧厂的管理和监控，并将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作为焚烧处理的前提条件。统计显示，美国的生活垃圾焚化炉从最高峰时的171座减少到了目前的102座，并从1995年起再没有新建过一座垃圾焚烧厂。而面对垃圾焚烧厂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势头，这位美国专家也提出了忠告。

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我相信很多公司现在都瞄准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好不要买那些昂贵的机器，因为如果他们垃圾中的大部分都是厨房垃圾，纸张，塑料（可以回收利用），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买那么贵的机器？”

2007年6月12日，国家环保总局就北京市六里屯居民针对垃圾焚烧厂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做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国家环保总局，对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是否准确、周边环境容量是否能满足需求、工程地址是否符合条件、二噁英排放是否会污染京密引水渠、周边环境敏感点的环境风向防范措施是否有效等关键问题上，项目所在地地方政府与北京市环保局还需要组织专家进一步论证。决定“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同时要“在更大范围听取公众意见”，并特别强调“未经核准不得擅自开工建设”。

赵勇：“有了这个缓建决定大家其实心里很高兴，在得知复议决定那天，小区有居民甚至燃放了鞭炮。”

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也承认，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被叫停，对北京市实施垃圾处理改革的进程的确造成了影响。他表示，目前管理部门正在听取各方意见，该项目是否建设还在继续论证之中。

王维平：“我们搞环境工作，我们最怕的就是污染，我们付之毕生精力就是为了克服污染保护环境，所以我们认为老百姓关心环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非常乐见的事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发现不同的声音，我们首先应该认真的倾听，用科学来解释，如果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要承认错误，要实事求是，我这么这件事。”

半小时观察：垃圾不能一烧了之

每个人都讨厌垃圾，但每个人又都每天制造着垃圾，垃圾问题我们无法回避。但是在寻求解决之道时我们遇到了一场争论，让人高兴的是，环保部门在这一问题上充分重视民意，及时叫停了海淀六里屯焚烧厂的建设，要求对垃圾焚烧厂的安全性进行进一步论证。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充分体现了政府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城市垃圾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产生的一种文明病。事实证明，仅仅靠某几项技术并不能让垃圾山从我们眼前消失，弄得不好，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只有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减少垃圾的产生，提高垃圾的循环利用率，才能避免垃圾围城的现象愈演愈烈。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在垃圾焚烧导致污染后更多地采取了垃圾分类和回收，垃圾量大幅度减少，有的甚至减少一半以上，在这一点上，部分地区已经在垃圾中转站增加分拣设施，但是仅有这样恐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处在城市化、工业化高峰期的中国，在垃圾处理上面临更大的压力，我们必须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这需要有新的技术，更需要创新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