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参加了一个环境沙龙，会场上，来自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反建垃圾焚烧项目的群众代表或激昂，或愁怨，或信心满满，或惴惴难安，但都有同一个目标——坚决反对在自己居住小区的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厂。

　　“散步”、上访、车队游行；查找中外学术论文，搜集媒体报道资料，撰写关于垃圾焚烧影响的报告……在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博弈的时候，这些人士的“专业能量”在逐步升级。

　　从另一个角度看，“升级”也是面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无奈之举。两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问题：

　　一个是，主张垃圾焚烧的人士一直告诉公众，日本的垃圾焚烧厂是建在大都市中心、居民区里；而有关心此事的民众，就从“记者近日在大阪实地参观了舞洲垃圾处理厂，这是大阪9个垃圾厂中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大约有半小时车程”（见《环球时报》2009年11月13日）这样报道的蛛丝马迹中，否定了对方“主动提供”的信息，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另一个是，主张垃圾焚烧的人士说，欧盟国家也在增加新的焚烧炉，而有人跳开这句话，查阅到的事实则是，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捷克最近确实在开始考虑建新的焚烧炉，但这是因为最近欧盟有新的立法规定，成员国必须减少送往填埋场的可降解物的成分。而捷克的垃圾成分是：可堆肥降解垃圾33％，纸18％，塑料14％，玻璃8％，金属4％，其他23％，八成垃圾可以循环再利用。因为该项立法非常严格，而且时间紧迫，如果达不到要求，捷克环境部就会陷入难堪之中，也会被制裁。因此，原本不准备上新的焚烧炉的捷克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建新的焚烧厂以达到欧盟的要求。但捷克从来没有表示过焚烧是他们的最佳选择，根据捷克专家的计算，在捷克，堆肥1吨垃圾的成本是20欧元，填埋60欧元，焚烧80欧元，焚烧是最贵的。

　　如此一来二去，主张垃圾焚烧人士提供的信息彻底丧失了公信力。“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全部的事实？”这是很多对垃圾焚烧持有异议人士的最大不满。好在，互联网无国界，对于想了解真相的人来说，也就是多花了一些功夫而已。

　　功夫没有白花，还真有劲爆猛料——主张垃圾焚烧的某教授，在1998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还称“土地填埋技术……是一项适合我国国情的固体废物处置技术”，但在时隔仅仅一年之后的2000年，他的观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焚烧技术作为一种可同时实现城市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垃圾处理技术，已成为我国部分城市垃圾处理的首选技术。

　　当大家在慢慢消化教授的新理论时，又有一位有心人查知，2000年10月，教授本人申请了一项垃圾焚烧炉的专利。

　　无独有偶，一个类似的发现是，支持垃圾焚烧的另一名专家，本人就是某跨国垃圾焚烧发电商的中国区高管。于是大家不免怀疑：难不成专家就是产业利益链上的一环？如果是这样，那么为自家产品鼓与呼，也在意料之中。

　　且不说焚烧、填埋，甚至资源化利用中的哪一种垃圾处理方式会成为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应对垃圾围城的主流选择，持有不同意见的公众在参与这一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其完成意愿表达的前提，竟然是信息上的自给自足，这也就难怪社会公众在评判这个事情的时候，最合情合理的选择，便是自动将昔日深信不疑、盖着“政府”“专家”印章的信息统统屏蔽——而对于公权力的掌握者，这该不该算作一种悲哀？

　　深究起来，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如何做到程序正义，以之为前提的科学真知又当如何追求？笔者同意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生毛达的观点：这个时代的科学真理，会在民主过程中越辩越明。

　　这应当、也必然是公共政策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