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１５日，某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博客中贴出这样一段文字：“向您致歉，所有关心垃圾焚烧录制节目现场的观众朋友以及微博友让您久盼，岁末存档多，这集内容还未能排在第一时间播出与您相见，多多原谅，我知道有些事不能忍有些人不能等有些理须靠知情解决，敬请期待，毕竟社会不能是一言堂，各种不同的声音现在已经涌现。”——据一位１２月９日到现场参与录制的人士称，该节目原本已经确定１２月１２日首播，但是最终并没有按时播出。

    上述节目的“爽约”只是近几个月来，垃圾处理话题中的一个插曲。事实上，垃圾处理问题已经在中国大地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各种争议也从未消歇。

    专家代表谁的利益

    １２月３日，国内某媒体发表文章，直指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聂永丰等主张垃圾焚烧的专家与垃圾焚烧商“利益集团”有利益关联。文章称，聂永丰的专利发明达２５项，绝大部分都与垃圾焚烧有关。

    １２月１１日，在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和中国固废网共同主办的“２００９中国固废高级论坛”会议间隙，聂永丰对上述指责做出回应。他反问称：“如果我们搞什么的，就是什么利益集团的代表，这话说得通吗？不搞的人才代表真理？”“如果有专利就是利益集团的代表，那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要发明了？技术（研发）就停止了？”

    反对垃圾焚烧的代表专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赵章元研究员，也被一些人反扣上了和资源化利用企业“利益”有牵连的帽子。

    “我问心无愧，如果说我获得了什么利，那就是看到一批从事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企业在成长壮大，为民众创造了很多环境效益。”对于质疑，赵章元这样回应。 

    公众参与有何意义

    “散步”、上访、车队游行、查找中外学术资料、撰写关于垃圾焚烧影响的报告……近年来，垃圾焚烧厂项目的选址、开工，一直饱受公众的质疑乃至反对，往往从单一的环境维权，酿成社会公共事件。公众参与，应当获得怎样的评价？

    徐海云，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力挺垃圾焚烧的专家之一。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通过各地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行为看，“民众还不知道如何来体现民意，发挥民主参与的作用。”不过他也提到，公众参与的前提是，信息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让大家知道全部的真相，但目前这一点尚未充分落实。记者问徐海云，如果有相关垃圾焚烧话题的专家和民众对话，是否愿意参与，他给予了肯定答复。

     “（垃圾焚烧厂）受到了公众的关注，会促使政府在监管的投入、人员等方面做得好一点，公众参与，信息的公开透明是能够暴露问题的有效办法。接受公众监督，如果对市民的健康构成影响，那么就是要反对。”徐海云说。

    赵章元则认为，公众参与垃圾焚烧厂的选址等，是在为政府做出正确决策把关。他说，目前一些机构负责人为了建成垃圾焚烧厂，不顾国家的明文规定或绕行，指挥下层“一切开绿灯”，出现了不少类似违规现象，这是造成当前一些地区民众维权的原因之一。“需要广大人民群众替政府把关，来监督、限制盲目管理者的违规行为，并教育他们提高认识，确实理解透国家政策，国家制订的长远方针政策才是大局。”赵章元说，“政府也只有重视公众参与才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

    垃圾究竟该如何处理

    在记者的多方采访中，无论政府官员、专家，甚至一部分垃圾焚烧商，都承认焚烧并不是最理想的生活垃圾处理手段。采访中，“我们也知道有污染”，“两害相权取其轻”，“无奈”等言论并不鲜见。甚至有主张焚烧者表示，如果有更好的垃圾处理方式，自己会非常愿意支持。徐海云也承认，中国现有垃圾焚烧厂，无论从技术还是运行管理水平仍然参差不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主张垃圾焚烧人士推进垃圾焚烧的立场会有所松动，至少眼下如此。“垃圾焚烧技术没有问题”，徐海云坚称，他甚至表示，支持垃圾焚烧的人，应带头住到厂址附近。

    “这个政策怎么可能改变呢？”在回答媒体关于“十二五计划”有无可能改变国家关于垃圾焚烧发电的鼓励政策时，徐海云认为。他说，美国２１个州都把垃圾焚烧定义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垃圾发电也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美国、欧盟、日本都是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改变？”

    令徐海云不解的，还有公众对于垃圾焚烧产生二恶英的担忧，他对记者表示，二恶英应该全面检测，比如对汽车尾气，热电厂、填埋场、火葬场全面监测，全面客观地判断出对环境影响最大的二恶英生成源。“现在在我看来，真正的排放大户都还没有列入进来，露天焚烧，秸秆焚烧竟然都被认为是零排放，现代化的焚烧厂却变成了罪魁祸首。”

    赵章元则认为，垃圾焚烧的政策依据并不那么站得住脚。他告诉本报记者，国家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鉴于当时对垃圾焚烧问题的认识程度，一直是持谨慎态度，在主要参考文件应《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中，有关“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部分，并未具体提出有关垃圾焚烧内容，甚至未见到“垃圾焚烧”的字眼，只是十分慎重地提出了“开展固体废物在社会循环与生态循环中的转化形态与污染途径的研究；研究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的产业化经济技术政策和管理机制，建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和资源化技术评价体系，形成我国完善、合理的固体废物管理的技术、经济政策体系。”

    赵章元说，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所提出的“鼓励选用先进的焚烧处理技术”文字，也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有条件地提出一些原则性意见，还同时提出了“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多种发电方法，并同时提出了技术路线的选择原则，要“在坚持因地制宜、技术可行、设备可靠、规模适度、综合治理和利用的原则下，合理选择不同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并在“保障措施”中明确提出“目前，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技术标准体系还不够健全，”，要求“针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组织技术创新、示范和推广应用”，而并非一味地、盲目地一哄而起。

    尤其是最近赵章元发现我国垃圾焚烧发电示范工程广州市李坑焚烧炉下的灰渣中存在大量塑料类未燃烧物时，更加坚定地判断：“迄今为止，控制炉温的稳定、控制二恶英生成量依然还停留在理论上，而实际操作很难做到。附近出现高癌村依然无法避免。”况且，垃圾焚烧过程中还会产生除了二恶英之外的７０多种对人体健康有巨大威胁的潜在污染物，燃烧后形成的原物体体积一半左右的灰渣和飞灰也是难以处理的危险废物。从产业角度说，垃圾焚烧并不是经济的选择。   

    也有共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如何有效应对垃圾危机，在前端垃圾分类、资源化处理和政府积极作为、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监管、加强人员培训等方面，关注垃圾问题人士也存有一定共识。

    无论是搞垃圾填埋、垃圾焚烧、还是搞综合利用，大多数企业已经认识到，进行垃圾分类回收是必要的前提，政府的得力监管则是关键。

    赵章元认为，垃圾围城虽然形势日益严峻，但眼下开始大力倡导垃圾减量、分类回收和资源化利用是完全来得及的，大批企业的积极性在等待调动。特别是垃圾分类，政府应当负起责任，积极作为，特别是高层政府机关。

    聂永丰也表示，中国的垃圾需要分类，特别是厨余垃圾，易发臭，含水率高，热值低，先要干湿分开，然后进行厌氧消化转化为能源，或者堆肥销售或者焚烧、填埋。

    对于焚烧，赵章元最大的担心是管理不到位。即使设备再好，在实际应用中，如果没有到位的监管，也会走样。“在已有的实践中，不规范操作比比皆是。”徐海云也认为，如果没有良好的监管，垃圾焚烧将面临潜在的风险。

    北京市政管委环卫设施处副处长卫潘明则在前述论坛上发言表示，北京现在焚烧、生化处理和卫生填埋的垃圾数量比例是２∶８∶９０，远期目标则是最终实现４∶３∶３，２０１５年前，北京将新建改建垃圾处理设施４０余座，项目直接投资约１００亿元，届时，北京的生活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将达到１．１万吨。他称，这１００亿元不仅是焚烧厂建设，也包括前端处理的转运站和生化处理厂。

    破解垃圾症结，基础的研究必不可少，但是，多位业内人士均认为，在垃圾处理方面，目前多的是定性的判断，而少定量的细化研究。比如，焚烧会产生的污染物具体都是哪些种？危害几何？又比如，厨余垃圾中，各种具体成分所占的比例又是多少？如何才是最好的处理办法？这些都需要具体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