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广州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亲往丽江花园，与反对垃圾焚烧的业主座谈。经过数月博弈，双方终于坐到了一张桌子前，终于能够面对面沟通，而不再隔空喊话。这显然是突破，必须赞一个。

　　突破的不只是形式。就与会业主的事后反应来看，他们对座谈的实际内容评价也不低，尤其对谭应华直接面对民意时的开放和从容，颇多好感。可见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政府能够放下身段，民众不是不能感知，不是不能回以善意。

　　这个良性互动，其实可以发端更早。至少，11月23日广州市城管委的大接访，苏泽群副市长如果能从接待室主动走出来，走到不过一墙之隔的番禺民众中，而不是白等五个小时，良性互动那时或许就已经实现。好在谭应华如今跨出这步也不晚。毕竟，政府是掌握整个国家强制力量的强者，主动权都在政府手上，事态到底如何演进，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的应对。番禺事件现在平稳着陆，固然要归功于民众的克制，但跟番禺地方主官柔性应对，无疑也是直接相关的。

　　政府当如何面对民众的反对，番禺做出了示范。

　　政府也是常人组成的，政府决策也会出错；出错而遭民众反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问题不在于会不会出错，会不会遭民众反对，问题只在于如何应对民众的反对。一个明智的政府，不是一个垄断了真理因而事事英明圣武的政府，而是承认自己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有限性，因而能够谦卑地面对民众的政府。有自知之明，始能认识民间智慧之无穷，始能从容面对民众反对，从民众的反对中学习，在民众的反对声中求进步。

　　现在回头考察，番禺事件似乎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这样的逻辑。

　　通常认为，反对就是故意作对，甚至就是敌对，因而只有破坏意义。这种理解当然大谬。反对不过是多元意见中的一种，跟其他方面的意见一样，也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对公共讨论做出了贡献。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公共讨论，存异求同，最终达成底线共识。譬如此次番禺事件，如果民众未合理地表达意见，那么事发之初政府确定要强制推行的，几乎没有任何前置条件的垃圾焚烧发电，就会不受阻挡，遍地开花。而随着其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最大化，终会有一天完全超出民众的承受极限，那时民众就不会再隐忍，情势将如悬河决堤一夜爆发。

　　可喜的是，番禺业主以平和的形式发出了反对的最强音，从而引爆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公共讨论。这场讨论最大限度地激活了民间智慧，最终形成了官民都接受的底线共识，那就是，垃圾分拣并非如某些官员所称的完全是乌托邦，而恰恰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恰恰应该第一优先。无论垃圾填埋，垃圾堆肥，还是垃圾焚烧，都应以充分的垃圾分拣为前提，否则就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如果番禺民众不大胆发声，这场公共讨论就无法想象，人们对垃圾问题的认识就不可能如此深刻，厉行垃圾分拣就不可能成为官民共同的呼声。

　　社会合作须以底线共识为基础。不要底线共识、只靠强力维持的所谓社会合作，不过是同床异梦，不可能持久。通过自由讨论、公共讨论形成的底线共识，才是最大的黏合剂，才能凝聚人心，最大限度遏制社会断裂。番禺事件没有发展为恶性事件，没有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官民皆能适可而止，这一方面固然出自双方理性，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公共讨论，终于找到了底线共识，即找到了垃圾问题的最低解决办法。所以双方皆达目的，有了和解和合作的基础。否则，如果没有共识，找不到最低解决办法，双方就都没有退路，就都不免困兽犹斗，那时想和解、想合作也难。

　　谁说反对只有破坏意义？番禺事件就雄辩地证明了反对的价值。正是番禺民众的声音，局面才拨云见日，垃圾分拣这被遗忘的方案才成为选项。单极思考的张力是有限的，只有在多元互动的现场，在争议乃至反对的激荡之下，人的灵感才会最大限度地激活。所以，反对不是使人盲目，而恰恰使人睿智。这个原理之于政府，也是同样适用的。一个高明的政府，不是一个关起门来孤芳自赏的政府，而是一个能够充分发掘民间智慧，充分依靠民间智慧的政府。而要充分发掘、充分依靠民间智慧，别无他法，唯有充分尊重民众批评的权利，尤其是民众反对的权利。

　　尊重民众反对的权利，让民众用最挑剔的眼光为政府挑刺，番禺这样做了，必将大受其益。如果说，番禺曾经是全国反对垃圾焚烧的“首都”，那么反对的结果，不仅是反掉了盲目焚烧这个环境定时炸弹；更重要的是，反出了厉行垃圾分拣的底线共识，反出了番禺民众强烈的环保意识和伴着环保意识同步增长的公共意识。而这，无疑为番禺从全国反烧“首都”，升级为全国垃圾分拣的“首都”，进而升级为全国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首都”，准备了雄厚的社会心理条件。

　　反对未必就是破坏，反对往往也是建设，也是合作，番禺事件堪称经典案例。张开双臂，拥抱反对自己的民众，番禺这个优雅的姿态，不应该是绝唱。那些一见到民众反对就血往脑门涌，就认为政府尊严受到侵犯，就情不自禁要反击，要动用强力挽回面子的某些官员，是应该把目光投向番禺，好好向番禺学习了。

　　（作者 《南方周末》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