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进行最后的“谈判”之前，有诸多路径须走——建站之前充分讨论，广征民意。圆桌也好，听证亦然，不经深度磋商，不经反复斟酌，决不轻下结论，轻易上马。而建设中，反复听取民意仍然关键。

　　但放弃前面环节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就市民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而言，一些垃圾站悄然上马，又悄然运转，忽视民意、轻视沟通，是最受诟病之举。

　　快报报道，南京光华门明城墙遗址公园旁突然冒出了一个垃圾中转站。之所以与“遗址”争地，它的背景是，周边垃圾站不是被居民“叫停”，就是在反对声中中途夭折。

　　这是城市垃圾困局的显现。——选址难，站点经常“悬”在空中；争议多，利益博弈难以平衡；压力大，城市垃圾又一日不能不除。

　　此中的要害在于，由于忽视民意，困局难破。市民堵门，以身体“逼停”垃圾中转站，近年来并不鲜见。现代快报报道过的事例，南京明御河路中转站、象房村中转站莫不如此。

　　关于垃圾站存在的利益博弈，无须讳言，但争端屡现，即使不能说是双输的结果，也令城市的垃圾处理蒙上一层阴影。

　　“逼停”之后怎么办，值得长考。既然承认利益博弈，回到博弈轨道，才是正理：如我们现在所熟知，在法治精神下，有关各方离开充满火药味的现场，坐而“谈”之。

　　不过，在争执之后商谈，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不二法门，却也是最后一个环节。由于前面的环节未涉足，而致直接进入“最后关头”，如同足球比赛放弃中场，直接在球门前论高低，并非明智的做法，也违背常识。

　　显然，在进行最后的“谈判”之前，有诸多路径须走——建站之前充分讨论，广征民意。圆桌也好，听证亦然，不经深度磋商，不经反复斟酌，决不轻下结论，轻易上马。而建设中，反复听取民意仍然关键。

　　但放弃前面环节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就市民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而言，一些垃圾站悄然上马，又悄然运转，忽视民意、轻视沟通，是最受诟病之举。

　　国务院《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规定，各地应合理确定垃圾处理设施布局和规模。如果城市连征求民意都绕过，何来“合理布局”？

　　应当说，在民意的强烈反对下，有关部门或单位即停止争执，或暂缓有关事项，也体现了对民意的敬畏，但是，这不是最佳解决路径。

　　众所周知，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引起的争议暂时平息，这一事件最大的教训就是最初未让民众知情。最新的消息，就重新论证选址将“开展持续半年的全民讨论”。从“未知情”，到“全知情”，到全民大讨论，这一走向令人欣慰，也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番禺“垃圾门”被公认为市民参与重大民生决策的一个“标本”。这个“标本”说明，政府进行重大民生决策，必须最快，而且始终尊重民众知情权，必须在每个环节深入征求民意。在出现争议的时候，也应相信商谈的作用。

　　现状下，由于城市的垃圾处理系统还未臻“化境”，每个地方的市民都不希望垃圾站点在身边，这是必然的，但每个地方都需要给垃圾一个“出口”，这也是必然的。两难间，考验的是政府的智慧，考验的是有关部门与民众进行智力博弈的意识和水准。日本垃圾焚烧厂选址，以“远离居民区”为原则之一，这就预先减少了民意的反弹。

　　如上分析，市民普遍畏惧垃圾站点，而在表达诉求时，出于各种情境，确实也有过激的表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快报1月12日报道，常州一小区的居民针对垃圾中转站想讨个说法，却遭遇多部门踢皮球。百姓在某些时候何以情绪激动，也需政府部门自我反思。

　　无论如何，市民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出发点，不能否认，不能轻看，政府作为总协调人进行全局考量，寻求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特别是找到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平衡点”，继而对实际受到影响的人群进行人性化的补偿，至关重要，无可回避。很多情况下，补偿机制的缺席或含混，也是造成争议的一大内在原因。

　　如果解决了与民商量重要事务的障碍，争议就会锐减，这是时代经验，也是历史规律。

　　先进国家的经验再一次提供了现实参照——1月11日《羊城晚报》报道说，经过前期的深入征求民意后，日本武藏野市将垃圾处理中心地址定在刚刚建立不久的市政府办公楼附近。

　　当下，不少城市以提升垃圾处理技术来说服市民，如不久前，南京出现了深埋式地下垃圾中转站，杭州部分地区实现清洁直运，徐州也在试点运行流动式垃圾中转站，意在探索垃圾处理“零中转”。这些技术提升为垃圾处理带来了新的局面，值得关注。

　　但是技术升级不是解决“垃圾困局”的唯一手段，某种意义上，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肯定离不开“官民互动”，而政府和市民能够互动起来，不仅需要“相信民众”，更需要体恤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