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的好处毕竟不能立竿见影，需要多年的持续努力，不仅考验政府的施政理念，还有市民的公德素养

　　全世界第一个提出“垃圾分类”的城市是哪一个？是东京、巴黎，还是伦敦、哥本哈根？

　　统统不对，正确答案是：我们可爱的首都北京。

　　北京市政府参事、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王维平介绍，早在1957年7月11日，《北京日报》曾刊发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垃圾要分类收集》。此后，由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这件事就搁下了。

　　1996年，迫于垃圾围城的压力，北京市开始在西城区进行试点垃圾分类；之后，连年推出垃圾分类小区、社会单位试点；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试点范围成倍扩大，更多的小区放置了分类垃圾箱……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前期分类不到位、后期收集“大锅烩”，垃圾分类成了轰轰烈烈的环保秀；马路边、小区内的分类垃圾桶，也成了自欺欺人的摆设。

　　在其他城市，垃圾分类同样遭遇有名无实的尴尬。作为全国首批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广州，就鉴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去年4月做出决定：不再投放比单桶垃圾箱贵50％的分类垃圾箱。这无异于向垃圾分类举手投降。

　　垃圾分类之所以流于形式，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政府没有把它作为真正的民生工程，扎扎实实、从头到尾地加以推进，而只是作为应付上级差事的政绩工程，图个表面热闹了事。

　　而居民垃圾意识淡薄，未能养成自觉分类的良好习惯也是重要原因。尽管小区摆放了分类垃圾桶，许多市民还是图省事，把所有垃圾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一扔了事。时至今日，把垃圾袋放到楼道里、甚至随手乱丢的事情依然屡见不鲜。

　　垃圾分类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它还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系统工程：除了居民先要分类投放，之后还要分类运输、分类转运、分类处理、分类加工利用，否则就会前功尽弃。要真正做到垃圾分类，需要对原有的垃圾处理系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除了增加人力物力，还离不开增加政府投入。

　　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外一面是：如果真正把垃圾分类做到位，既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又能实现废旧资源循环利用；既可以节省垃圾填埋的土地、焚烧的费用，又能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日本东京由于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废品回收、限制包装等系列措施，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从1989年开始负增长，此后逐年递减，去年垃圾产生量比10年前减少了44％，以至于原有的25个垃圾焚烧厂停了10个。

　　垃圾分类的好处毕竟不能立竿见影，需要多年的持续努力，不仅考验政府的施政理念，还有市民的公德素养。只有官民合力、上下同心，垃圾分类才能由难变易、名至实归。（赵永新）

他山之石

垃圾分类，贵在细化管理

世博会上的城市最佳实践区，展示了许多城市垃圾分类的经验。将其成功经验归纳起来看，垃圾分类，贵在细化管理。

台北经验值得借鉴。2005年台北市与世界100个城市共同作出承诺：至2040年，垃圾实现零掩埋。而今，台北率先实现了这一目标。

台北走的第一步是动员市民减少垃圾。厨余垃圾及可回收的家庭垃圾，如纸、塑料、玻璃、易拉罐、旧衣服、废电池、旧家电等，经过分类后可以免费送交清洁工处理。当市民把垃圾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标准分类后，多数可回收垃圾可以实现再利用，无需掩埋。城市垃圾的产生量大大减少。

1996年以前，台北的垃圾收运与其它城市相似：一个垃圾桶、一个回收桶。但从1996年开始，台北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不允许市民随便倒垃圾，只有专运车来到社区时才可以倒垃圾。专运车上的工作人员会告诉居民，哪些可以收，哪些不可以收，一段时间后，居民熟悉了，会事先在家里分好，渐渐地就不乱倒垃圾了。

1996年到2000年，居民垃圾持续减少。此后，台北又开始实行垃圾袋收费措施，当居民把垃圾交运时，必须购买专用垃圾袋，也就是说，扔得多，购买垃圾袋的费用也就增多，多扔多买。接着，又实行与水费挂钩政策，有机垃圾扔得多，污染也增多，水费随之增加。这是倡导污染者付费，勤回收，就少付费。

由于垃圾减少，垃圾的焚烧量也明显减少。这样还没完，垃圾的燃烧底渣也再次回收，或用作建材等产品原料，再生利用，或直接用于铺设道路。

1996年至今，台北垃圾减少了2/3，资源回收率从最初的2.5%上升到了40%。也就是说，台北用15年就达到了预计35年要实现的目标。

马德里案例馆也展示了垃圾分类。其特色是居民区分设三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居民分类扔垃圾，但每天收集不同的垃圾。一天收可回收的，一天收不可回收的，另一天再回收第三种类。

在瑞士的巴塞尔、日内瓦、苏黎世联合案例馆，垃圾分类程度之精细令人咋舌。仅仅玻璃瓶这一类，就要分成咖啡色、绿色和无色等多个种类，经过精细化分类的垃圾，回收处理效率大大提高。

虽然世博会的一个个案例提供了精彩的垃圾处理方式，但现实中的垃圾处理，除了需要案例中的“大智慧”，更需要大家的文明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