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不需要垃圾填埋场，垃圾分类回收率达到了99.9%。 ”昨天上午，在台北案例，来自台北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自豪告诉记者。也正因为如此，台北案例入选了城市最佳实践区案例，但达成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

　　在1996年之前，台北市政府也曾苦恼如何让民众接受垃圾分类，而市民也并非人人合作，有人甚至宁愿带着垃圾开车到郊区乱扔，也不愿在家分类。但10年之后，台北成为了世界上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如何完成这个看上去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台北市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顾志康告诉记者，政府因势利导、疏堵结合、顺应民心是台北成功的经验所在。

　　逼出来的垃圾分类

　　顾志康告诉记者，在1996年前，在垃圾处理的问题上，台北市有种被“逼上梁山”的感觉。“台北市附近的垃圾填埋场告急，已经快到无处可埋的地步，政府大声疾呼，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台北市将成为一座垃圾之城。 ”

　　在当时，垃圾分类已经在台北实施了20多年，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大家都怕麻烦，随便一丢了事，而且很少有人搞得清如何去分类。

　　于是在1996年，台北市政府采取了一项大胆的举措，名为 “垃圾不落地”。取消固定的生活垃圾丢弃点，而是改为垃圾车定点定时回收，在全市建立200多个 “垃圾车站”，于是市民丢垃圾，如同坐公交一样，需要定时到站点等候垃圾车。

　　这一措施看上去麻烦，但对垃圾分类回收却很有效，市民丢垃圾从此有专人监督指导，工作人员站在车旁，告诉人们那些是可以回收的垃圾，该如何分类。 4种分类也被简化到了2种。

　　与此同时，垃圾分类普及也进入了学校，特别是中小学生的环保课上，往往回家作业就是第二天带某种垃圾来学校，弄得许多家长也忙着帮孩子收集垃圾交作业。这种手把手的教育方式使得台北市的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率在短期内超过了之前的20年。

　　从不配合到成为习惯

　　对于新措施，台北市民开始也并非全盘接受。以前走出家门就可以丢垃圾，现在要定时定点去回收站，许多市民不乐意了，于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随便一扔。

　　应对这种情况，台北市政府加强了对乱扔垃圾的处罚力度，如果被抓到现行，将被处以相当于200元到1000元人民币的高额罚金，还组织了“垃圾侦探”，对垃圾内信息进行分析，如果找到乱扔者的个人信息，也将上门追罚。除此以外还动用摄像头、民众举报等方式遏制乱扔垃圾。

　　市区乱扔可能被抓，有人就开车去郊区乱扔，郊区管理部门一时头疼不已，甚至动用交警检查车辆内是否带着垃圾，但毕竟是个别行为，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快就没人再做了。

　　除了 “堵”，台北市政府还是以“疏”为主，市民觉得扔垃圾的地方太远，就调整回收点位置；如果错过了“垃圾班车”，也可以把垃圾交给回收站管理员或者换一个站点；觉得还是搞不清分类，有专人会手把手的教育。在政府的努力下，市民开始渐渐习惯了这种方式。

　　在定点丢弃的基础上，台北市在2000年又趁热打铁推出了 “随袋征收”，不可回收的垃圾必须使用加税垃圾袋，从价值5角到12元人民币不等，而可回收垃圾则免费丢弃。这意味着垃圾袋体积越小越省钱，于是一些市民看在省钱的份上，也开始尽可能的去分类垃圾，把可回收的垃圾挑出来，以减少丢垃圾的花费。

　　建议上海小规模试点

　　顾志康告诉记者，台北面积不大，人口不多，教育水平基本一致，贫富差距较小，这是“台北模式”得以成功的前提条件。

　　“上海的情况比较复杂，面积大，人口多，收入教育水准不一，而人口的流动性也比较大，所以上海必须发展自己独有的模式。 ”顾志康表示，上海可以借鉴台北市的一些经验。

　　顾志康建议，上海考虑可以进行一个小规模的试点，先从一个小区、一条街道开始尝试，渐渐摸索出适合上海的垃圾回收模式，再循序渐进的开始推广，而这一切将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持之以恒的决心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