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有意用立法来推动垃圾分类。前日起，《广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的送审稿(以下简称《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规定》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并将垃圾分类的管理权限下放到街道办事处，设置五类责任人；小区物业和单位要保证垃圾桶的正常及正确使用，违规可最高罚款1万元，个人拒不进行垃圾分类的，每次可罚50元。

　　广州对垃圾分类的讨论持续过很长时间，在基本的原则上，政府和市民目前已经达成共识，这显示对垃圾分类处理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无论从垃圾围城的紧迫现实，还是从保护环境的长远考虑，利用分类来达到减量增效的目的，都是广州自愿选择的道路。现在计划对此立法，可以将之前政府与市民的共识固定下来，同时也为更周全的垃圾处置提供法治框架，这些都值得肯定。

　　垃圾分类实质上是要扭转垃圾混合处理的旧模式，而要改变积习，向着新的模式转变，必然需要市民家庭及单位的配合。出于这一初衷，《规定》倾向于加大垃圾产出者的责任和义务，也围绕这些方面设计《规定》的主体部分。从全部送审稿中各部分的比例看，这一部分的内容占有最大比例，也是《规定》中量化得比较多的章节。

　　与针对垃圾制造者的规范相比，对垃圾分类管理者职责的规定比较原则性，可执行的分量不是很重。尤为关键的是，对承担垃圾处理的技术方规定更少，比如实际的垃圾处理能力就没有提及。换言之，《规定》在分配垃圾分类的责任上，政府和社会的权重不尽平衡。从字面上分析，市民的责任更大些。

　　媒体在报道垃圾分类的立法时，着墨较多的是市民做得不好罚多少款，而对部门履职不当该如何处置不甚了了。谁都明白，垃圾分类既要社区市民的努力，也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正确处理，这两方面的责任要相得益彰才好。例如，迄今为止，垃圾分类的流程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即使市民对垃圾做了分类，可在搜集环节仍旧落入混装的窠臼，这一点不可不察。

　　《规定》根据城管委的建议做了垃圾区分，并说不同垃圾有填埋、焚烧和回收的不同处理形式，但对不同种类的垃圾处理实力是否达标尚无强制性表述。毕竟，广州垃圾减量和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立法目标，也只有对应的垃圾处理能力完备起来，才能将垃圾分类的全部流程一一搭建起来，切忌产生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局面。

　　环卫自身的改革与建设也当符合垃圾分类的需求。如果垃圾搜集、运输和处理的环节还停留在旧有水平上，只有源头的家庭垃圾分类就会有受挫感。一旦长期出现这样的落差，一来打击市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二来对求解垃圾围城的困局并无实质益处。立法要警惕出现这样的结果，充分平衡垃圾分类与垃圾处理的关系，也要清晰规定相关部门要担负的责任及义务。

　　立法就是要对垃圾分类的所有主体都有约束力，而不能厚此薄彼，否则立法的价值就会打折扣。立法机构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垃圾分类是一个起点在市民家，终点在处理厂的完整流程。因此，立法要对全流程的所有责任加以明确划分，以此督促流程流畅衔接、高效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