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垃圾的处理无非是集中起来扔进垃圾桶，再由垃圾车运到中转站进行压缩后送出城外进行焚烧或填埋。由于缺少有效分类管理，许多垃圾填埋后分解期长达百年之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而焚烧垃圾所产生的“毒中之毒”二刲英，给人们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垃圾问题逐渐被人们所关注。2009年12月的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自由摄影师王久良以一

　　组《垃圾围城》的作品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整个作品展现了对北京垃圾围城问题的担忧。而就在半年多之后，北京市有关部门也表示：北京对于垃圾的处理能力已严重不足。难道我们对于垃圾真的就无能为力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很多初到日本的中国游客，都会被日本干净整洁的街道所吸引。街道两旁数量众多、用处各不相同的垃圾桶尤其引人注目：有可燃物专用、不可燃物专用、资源类专用、粗大类专用、有害类专用等，这是在国内看不到的。而在日本有些社区，因为少有外人往来，每周都会有垃圾车在固定的时间来收取各家已经分类的垃圾，反而没有垃圾桶。可以说，日本的垃圾处理方式就是“分类回收，合理利用”，并在科学管理之下将分类回收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然而，日本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做的。在上个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日本也曾因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环境问题而付出了惨重代价。除了我们熟知的“水俣病”、“痛痛病”、“米糠油”外，丰岛非法垃圾倾倒事件也给日本带来巨大损失。对于丰岛问题，仅当地政府就花费了50亿日元和至少10年的时间去进行无害化处理，而在此过程中造成的进一步的环境污染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痛定思痛，在为污染付出巨大代价后，日本政府毅然放弃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转而选择了从源头上治理垃圾。他们依托科技优势，利用热解气化技术，使垃圾在850摄氏度至1100摄氏度的高温状态下分解，而剩余的污染物则在严格密封后被作为填海造地的材料。这种看似投入大的处理方式，却使日本成功实现了从污染大国到“零垃圾”国家的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国民的环保意识及政府与民众间的合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确保垃圾分类有效执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把垃圾处理作为一个重要工作去对待。从电视讲解到社区宣传，从张贴广告到发放知识手册，让每个人懂得垃圾分类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对违反垃圾处理规定的市民，政府会派人进行劝说。此外，日本的电视台还设有专门栏目，主持人会与那些不愿接受垃圾分类处理的市民接触，坚持不懈地和他们一同处理垃圾，直到这些市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

　　在今年的上海世博会上，乱扔垃圾的事情让我感触颇多。在一些场馆，由于缺少清洁人员，每天的展览接近尾声时，都会在场馆门口看到许多随意丢弃的垃圾。而5年前的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不让一点儿垃圾走出会场”成为其最响亮的口号，每组垃圾桶有两名专职管理人员。这除了政府的重视之外，更与当地民众的环保意识有直接关系。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面对垃圾处理问题时，如果没有政府与民众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良性互动，很难实现垃圾分类。垃圾处理体系不完善、垃圾桶重复安放、缺少民众垃圾分类教育等众多问题都说明在政府与市民之间并没有进行很好的沟通和交流。

　　而对于垃圾处理技术，早在2001年7月，《中国青年报》就发表了一篇《第三代垃圾处理技术行路难》的文章，讲述了英籍华人彭重民先生热心把国际最新环保技术引进中国却因各种问题难以推广的事情。

　　这就值得我们进行反思，是什么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与进步？很显然，我们已经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道出了自己的低碳理念，但同时，自然环境问题继续恶化，垃圾数量持续增长，我国ENGO（非政府环保组织）数量少且力量小、民众环保意识缺乏等问题仍是我国环保事业的难题。因此，在垃圾处理问题上，中国需要进一步从日本那里取得垃圾处理理念的真经。这就需要我们政府更加积极地与日本等发达国家展开技术交流。而民间的环保交流，特别是吸取日本数量众多的ENGO的管理和发展经验，能够有助于提高我国国民的环保意识，这对我国垃圾分类回收事业的发展将有着积极的影响。

　　携手合作，共同进步。向日本学习如何进行垃圾处理，对于探讨我国政府与民众交流、中日政府间技术合作、中日民间交流等问题有着极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