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垃圾分类成功，基本经验是政府的政策明确连贯、措施有力。据上海世博会台北案例馆馆长陈庆安先生曾介绍说，“垃圾分类政策不能变来变去，后面的跟不上前面的铺垫就白做，政策一旦决定推行一定要坚强有力！2000年7月1日，台北垃圾处理费随垃圾袋征收的新政实施。7万官员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走上街头，派驻全市各个垃圾收集点，坐镇指挥。所有公务员怀揣垃圾袋推介新政，背后彰显的还是政府的决心。”

　　我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条帖，介绍“7万官员上街头推介垃圾新政”这段内容。我想以此强调，广州要推行垃圾分类，政府的决心很重要，政策的完整配套很重要，公务员带头很重要。不过，一位网友在跟帖评论中提醒说，台北的成功经验中，必须看到商业的作用，商业模式才是改变世界的亲力亲为者。据说，是王永庆最早开始推广垃圾分类，将有机物与无机物分开，有机物用于制造化肥。所以在台湾农村，老人都有将垃圾分类的习惯。

　　关于王永庆所起的作用，是事实呢，还是传说，或许需要多点考证。不过应该感谢这位网友，他说得对，垃圾分类这个事情，不可能离开了市场的力量来谈。政府、市场、民间这三方力量如果能够相互配合，就会事半功倍。顺着这个思路想，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这样的：关于垃圾分类，政府已经表现出有决心，民间也早已积聚了巨大的支持力量，但是市场力量在哪里呢？换句话说，如果台湾幸运地拥有王永庆，那么大陆有吗？广州有吗？

　　顺着这个思路想，其实忧虑大于信心。过去十年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在静悄悄中酝酿一场重大转变，从垃圾填埋转变为垃圾焚烧。推动转变的基本力量就是商业模式的力量；特定技术的应用，将垃圾焚烧变成了可盈利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已经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变成主管部门的“重大战略”，变成从规划、征地、环评到融资的一整套工作流程。在这样的背景下，能设想会有数万公务员怀揣垃圾袋，在街头推广垃圾分类吗？难以想象啊。

　　因此，政府如果真心想做垃圾分类，必须重新选择商业模式。说得更直接一些，如果政府仍然坚持以焚烧作为核心模式或者主导模式，那么焚烧就一定会成为中心工作。根据经验可知，分类就只会是焚烧的配套，最终一定会不了了之，甚至干脆以“群众素质太低”而一推了事。

　　重新选择商业模式，就是要将垃圾分类置放于合适的市场平台上。如果还没有这样的平台，就要发现、鼓励和引导市场力量，建设这样的平台。客观地说，政府是做了种种努力和尝试的；还有许多企业也试图在分类或者非焚烧处理的技术推广上寻找商机。仅仅作为举例，我知道的是，万科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的概念下，试图将绿色建筑、绿色社区以及绿色垃圾处理方式结合在一起。他们既想以企业身份寻求商业创新和市场利润，同时也想以公民身份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创新。由此可见，商业模式是可以选择的。对于市场如此，对于政府更加如此。

　　不必否认，非焚烧的商业模式还面对许多困难，在规模效应上有瓶颈。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才更加鲜明地衬托出政府的角色与形象。政府是否具有宏观调控的能力？是否具有长远的眼光？是否具有执政为民的责任心？所有这些，正被万众围观。在特定角度上，焚烧模式自有其好处。但是，它将一个社会牵涉面非常广泛的领域，完全纳入大企业、大资本、大金融的彀中，客观上无人能够监督制衡。如果政府还要一边倒地为其背书，那就起码涉嫌维护垄断并从垄断中获益。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大项目，可能还涉嫌更多，姑且省略。

　　总结起来说，推行垃圾分类是好事，但是，仅有一纸规定远远不够。在中国国情条件下，政府应该重新选择好的商业模式，以便支持和推动全社会尽快实现垃圾分类。什么是“好的商业模式”？我主张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而不是有利于垄断。第二，有利于消除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而不是替换成新的风险。第三，有利于公众参与和监督，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少数专家集团。第四，有利于引导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习惯以及公民责任，而不是鼓励浪费。谁有更好更具体的标准，欢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