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月10日起，广州开始在试点小区实行垃圾按袋计量收费，居民要为超量的垃圾埋单。

　　跟很多中国高速发展的大城市一样，广州也正在面临着“垃圾围城”的困局。广州每天大约会产生1.8万吨生活垃圾，经分类和资源回收后仍有1.4万吨的垃圾进入终端处理系统，这正好与广州目前垃圾实际处理能力持平，这些生活垃圾目前绝大部分以填埋的方式处理，还有一部分进行焚烧。而随着广州城市的扩张，每天的生活垃圾产生量还在不断增加，现有的垃圾处理终端即便超负荷运转也很难完全满足对这些生活垃圾的处理。在2010年1月，广州开始已经实行垃圾分类，但是垃圾分类要从大型活动演化为居民的自觉行动，并潜移默化为生活习惯，并非一朝一夕的易事。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曾公开表示，如果没有全体市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和减量处理只能是空中楼阁。

　　此次广州市主要推行的垃圾分类模式包括“垃圾不落地”的收运模式、厨余垃圾“专袋投放”、生活垃圾“按袋计量收费”和餐厨垃圾“集中处理”4种模式。根据广州市城管委的介绍，“垃圾不落地”是台北等城市使用的一种垃圾分类模式：街道内不摆设垃圾桶，在每天早上7~8点和晚上7~8点两个时间段里，环卫工沿街收集垃圾，居民只可在这两个时段把垃圾带到楼下，由环卫工亲自来收。此外，居民生活垃圾严禁扔到公共废物箱。若错过了晚上的投放时间，次日早上还有机会再投。若再错过，还可前往社区居民广场的垃圾收集点投放。

　　生活垃圾按袋计量收费则是居民以前每户每月交的15元垃圾处理费不变，但倒垃圾须购买政府制作、在指定地点发售的专用垃圾袋盛装，再交垃圾车收运，产生多少垃圾付多少钱，垃圾越少，缴费就越少。据悉，每月每户免费配置60个专用垃圾袋，额外的则要为每个专用垃圾袋支付0.5元，专用垃圾袋也将贴有具有防伪标志的标签，同时还将在袋上标明区、街道、社区以及房子编号，以编号对应每户家庭。如果发现有居民没有做好分类的，执法人员可根据这一编号追查到扔放垃圾源头的居民个人。广州市城管委总工程师鲍伦军便是，此举目的是希望以经济手段约束居民减少垃圾制造量。垃圾袋用少了的居民会获得减免垃圾费奖励，居民用多少垃圾就付多少钱，垃圾越少，缴费就越少。

　　对于垃圾袋收费以及实名制等相关质疑，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回应称，“按袋收费”的费用将全部投入用于垃圾分类处理以及奖励，而垃圾袋使用捆绑家庭编号的办法，不会泄露居民隐。按袋征收的费用全部用于垃圾分类处理和奖励，不是为了政府创收，这一点将在公众监督咨询委员会和全社会的监督下运行，而今年广州在垃圾处理上的投入，在去年22亿元基础上继续追加，主要花在分类运输体系打造上。

　　广州市对于垃圾计量收费的信心，很大来源于台北的成功经验。台北市实行垃圾计量收费后，垃圾减量明显。据统计，2000年当地家庭垃圾量为1834吨/日，2008年降低到971吨/日，资源回收率从2000年的9.79%提升到2008年的42.37%。整个台湾最终缓建了10座垃圾焚烧厂，省了近600亿新台币。台北地区3座焚烧厂中有1座半目前不需要用上。

　　尽管前景诱人并已有成功经验，但是垃圾计量收费并非一项简单政策，城市管理者将面临很多挑战。首先是政策的可操作性。有媒体质疑，广州目前约有350万户家庭，散落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其中既有封闭式、住户素质相对较好的中高端小区，更多的可能则是那种管理相对混乱的旧楼、自建楼和城中村等等。而市民对垃圾收费处理的态度则很大程度影响到政策达成的效果。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台北市实施随袋征收政策之后，很多市民多会用消极的行为减少已经产出的垃圾，例如挤压垃圾、用普通垃圾袋套专用垃圾袋。很多市民趁夜晚偷偷丢弃垃圾，连台北市长马英九都要夜宿阳明山参与监管。这意味着垃圾计量收费需要政府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监管。就目前来看，可能最现实只能采用诸如视频监管等技术方式实施监管，然而具备这种视频监管条件的小区在广州并不占多数。

　　在台北，垃圾计量收费的成功推行，不单靠一两个政府部门，而是各部门互相配合。香港环保组织长春社在考察台北分类处理之后，发现台北政府高层对于此举全力支持，台北市由市长马英九牵头，亲自拍摄宣传海报，市政府的主要官员口袋也备有专用袋，出席公众场合时一定要拿出专用袋宣传。除主要官员外，各部门之间也互相配合，各施其职搞好回收制度。例如地区的宣导的工作由民政署负责，学校方面由敎育署负责，警察也要配合，在推行初期每日有4500人次检举违规人士。台北市政府非常着重宣传和教育工作，一方面可以让制度实行时更顺利，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和民众之间的抗争。陈永仁表示，回收分类制度一定要“人性化”，不能只靠罚则；在实行随袋征收时，分类回收开始只属自愿性质，但由于宣传得宜再配合经济诱因，因此可顺利过渡到2005年的强制分类制度。

　　由此可见，正如专家指出，广州采取垃圾计量收费促进垃圾减量和分类，是 “垃圾围城”的严峻形势之下的必然的城市管理之路，但应科学细化相关政策细则，避免粗糙给实际运行带来的困扰。

　　王淏童，中外对话见习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