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试点发布了空气质量指数(AQI)，将PM2.5浓度纳入了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放在突出地位进行强调。那么，新空气质量标准参照何标准?新评价体系实施之后，上海空气质量的优良率是否会大幅下降?治理PM2.5与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如何?……带着一系列的问题，记者走访了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

　　记者：对于上海来说，治理PM2.5意义何在?

　　诸大建：西方学者斯图尔特·布兰德曾将环保运动定义为“由科学、技术以及情感几种力量融会在一起，去引导公众舆论、公共政策以及个人行为，使自然系统保持健康的一个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降低PM2.5污染是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役。

　　就上海而言，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衡量空气质量的标准趋于严厉。衡量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以前用的空气污染指数(API)仅包含三个评价因子;而2012年开始制订空气质量指标(AQI)更加严厉，包含了PM2.5在内的六个评价因子。其二，新空气质量标准虽符合现阶段发展实际，但仍然较低。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适宜人类居住的PM2.5浓度标准应该是年均值10微克/立方米或者日均值25微克/立方米以下，发达国家中目前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制订了这个水平的标准。2011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91个国家110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及排名，其中有我国的32个城市，排名在812至1058位。即使是空气质量较好的海口，排名也居于巴黎之后。由此可见，横向相比，PM2.5给中国城市带来的挑战是严峻的。

　　记者：有人说，环境评价标准就要按照最严格的标准，这一观点，您怎么看?

　　诸大建：PM2.5浓度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PM2.5浓度总是在人口密集、经济密集的地方比较高，例如美国的东部和西部明显高于美国的中部地区，我国香港地区也有居高不下的PM2.5浓度;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PM2.5浓度常常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例如包括泰国在内的亚洲地区许多国家。客观地说，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空气质量虽然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从发展阶段的角度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一般来说，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可以承受的水平是随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要求中国城市在人均GDP5000美元-10000美元的水平，现在就采用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最高标准，不一定科学合理。

　　记者：上海PM2.5污染的成因是什么?

　　诸大建：当前面临的PM2.5污染，是最具挑战性的，因为它是一种复合型的污染。从形成上，既有直接形成的一次颗粒物，又有化合而来的二次颗粒物;从区域上，既有本地排放的，又有异地飘来的;从来源上，包括了交通、燃煤、工业、建筑以及餐饮、秸秆燃烧等方面。上海PM2.5的来源，可以粗略地分为五个部分(各占20%上下)：其中，最大的来源是交通排放，包括机动车、船舶和飞机等为25%;燃煤如电厂锅炉、工业锅炉、工业炉窑等占21%;工业工艺如石化、化工、钢铁、建材等占15%;建筑、餐饮、农业燃烧等占19%;而长三角城市区域影响甚至来自更远地区的沙尘也占到20%。

　　由此可见，治理PM2.5污染，不同于治理许多单一来源的污染物，需要协同作战。从源头意义上说，减少PM2.5的污染影响依赖于上海经济社会模式的转型和创新，只有在化石能源消耗增长得到控制、服务经济占优势地替代工业经济、公共交通出行替代私人交通占到主导的时候，本地的PM2.5排放才可能得到稳定有效控制。好在影响上海PM2.5的五个因素中，相关的措施已经在落实并逐步深入，这为有重点地开展PM2.5的治理提供了基础。

　　记者：针对现状，上海如何监测空气质量?

　　诸大建：大家认识到，PM2.5污染如得不到重视，将严重影响城市质量和人民健康。国际上，虽然研究PM2.5时间要早些，但是体制性的监测和治理PM2.5是从1997年开始的。从监测方面看，眼下全球仍然有90%的国家没有公布PM2.5浓度限值，只有澳大利亚、美国等近十个国家在最近15年内先后颁布了PM2.5限值。在中国，去年美国使馆发布信息使得PM2.5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今年中国便出台了包含PM2.5的AQI，并要求在PM2.5影响比较大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率先实施。美国是在1997年人均30000美元的时候，开始制订PM2.5标准，2008年出台监测方法，到现在也只有15年的时间。中国在2012年人均5000美元的时候开始行动，可以说是在重大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管理上，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跨越式发展。

　　就上海而言，这方面的工作和防范在全国具有一定领先地位。上海早在2001年就启动了PM2.5的试点监测工作，2005年到2011年的十一五规划期，监测点位从4个增加到了24个。今年以来，工作节奏加快，3月试点发布2个国控点的PM2.5监测数据，6月发布10个国控点的PM2.5监测数据，现在则正式放弃原来的API，全面发布了包括PM2.5等六个指标的AQI。

　　记者：上海将如何治理PM2.5污染?

　　诸大建：上海近年来已启动了实质性的治理行动，十二五期间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方面，上海的第五轮环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12-2014年)，将协同控制PM2.5排放纳入总体目标，强化了大气环境保护领域的工作，项目数从45个增加到53个，投资额从63亿元增加到103亿元。针对PM2.5排放的具体治理行动，包括了交通(例如淘汰黄标车)、能源(例如电厂改造)、工业、建筑扬尘、秸秆综合利用等主要领域。另一方面，上海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更是从产业提升、城市转型的源头上，保证了打好治理PM2.5这个重大战役。

　　当然，从生态文明的更高要求看上海治理PM2.5，无论是在经济过程的源头预防还是对PM2.5的排放治理，仍然有许多接合部的问题需要改进。例如，上海的工业结构中残留着一些高消耗、高污染企业，在影响城市的空气质量，这方面的产业转型管理力度需要加大;又如，“黄标车”在上海城市汽车拥有量中占相当比例，成为重要的流动污染源，十二五期间要加大淘汰力度;再如PM2.5是一个区域特征污染物，需要确立常态性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

　　记者：上海空气质量的改善将会是怎样的过程?

　　诸大建：有关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有一个著名的倒U型曲线，意味着一个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左右，在工业化、城市化接近完成的时候，在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方式改进、经济规模合适的情况下，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可以大幅度减少，环境质量明显改观。虽然从当前看，上海空气质量并不令人满意;但从未来看，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得到贯彻的前提下，用10年-20年的时间使上海空气质量由差变好，年均浓度达到35微克/立方米，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按世卫组织公布的三个过渡时期目标值阶段，通常每跨越一个阶段，大概需要付出3至5年的治理努力。就全国而言，目前许多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浓度远远高于标准值，而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到2030年才有可能基本完成，因此达到规定的空气质量标准，恐怕需要有20年左右的时间。但就上海而言，2006年以来的全市PM2.5年均浓度基本持平，近三年有所下降，如果这意味着峰值时间已经过去，那么在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加上污染控制的有力措施，也许可以用10年的绿色转型时间，争取在2020年左右达到年均值35微克/立方米的水平，之后再向进一步的目标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