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解振华：当之无愧的“气候部长”

　　哥本哈根当地时间2009年12月19日，当气候谈判最终达成共识，一直在谈判前线指挥的解振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作为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的一针见血和广征博引，也让谈判对手印象深刻。

　　德国媒体指出，中国在这次气候大会上表现抢眼，让世界看到一个“自信的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也指出，这个世界正处于“过渡期”，在哥本哈根看到的是“自信的中国”。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前期磋商阶段，谈判代表们一天只能睡上四五个小时，而食物已经简单到一根香蕉、一个苹果。“老解的身体并不好。”与解振华一位交往甚密的朋友告诉记者，“早先，老解还曾自己配药调节身体。”

　　但只要是在公众场合，解振华总是展现出一种自信、刚毅又略带憨厚的神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态度是严肃的，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并希望本次大会取得成功。”解振华说，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拥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是真正的受害者。

　　赴哥本哈根之前，解振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坚定地表示：“既然已经做了决定，那么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2、苏伟：中国气候谈判第一嘴

　　一半黑发，一半银丝，戴着黑边眼镜的他看上去文质彬彬，但短短的寸头又给人一种干练的印象。

　　这就是苏伟——哥本哈根大会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气候谈判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

　　在这次谈判中，苏伟幽默的对答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面对发达国家的抠门，苏伟略带幽默地指出，“发达国家减排承诺不到位，欧盟两套标准针对中国不厚道”、“发达国家不能再开空头支票”、“人均2美元的援助还不够买棺材板”。

　　在12月16日上午的谈判中，主办方丹麦没有取得各国谈判代表的同意，试图将自行拟定的协议草案强加给大会讨论。

　　对此，苏伟在大会上三次拍案而起，他对大会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直言：“这一举动将严重影响到哥本哈根大会的成功。”巴西、印度、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等都对中方的表态予以支持。

　　有报道称，苏伟谈判经验丰富，在担任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之前，苏伟在外交部条法司等部门工作，从1989年开始一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据称，中国能站在世界气候谈判舞台的中央，始于巴厘岛气候大会。苏伟后来向媒体回忆，2007年12月15日一早，大会主席和秘书处试图在没有中国等国的参与下召开大会，讨论并试图通过正在磋商的文件。他和同事两次举牌抗议并要求大会秘书长道歉，秘书长最终道歉。

　　苏伟说，这一及时的阻止非常关键，保证了《京都议定书》没有按照发达国家的意图，在第一个承诺期到期就被推翻，而是按照原计划制定了第二承诺期的行动指南——“巴厘路线图”。

　　在哥本哈根谈判期间，苏伟的精彩发言已被网民辑录为“苏伟语录”。12月9日早上，解振华三度被拒绝进入会场。苏伟用两句中国古话“事不过三”、“是可忍孰不可忍”表达了中方的强烈不满。他还用英语说：“大会开始第一天我不高兴，第二天是很不高兴，今天是非常的不高兴。”主办方随后对中国道歉。

　　3、潘岳：从台前走到幕后

　　2009年，有着“环保风云人物”之誉的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度过了“默默无闻”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潘岳基本上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但他并没有闲着。“他是一个不甘寂寞、不能容忍自己碌碌无为的人。”一位知情的人告诉记者。

　　在这一年里，作为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积极倡导和主要推进者之一的他，一直在关注这项关乎中国环保命运的重大改革。在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调研时，潘岳希望研究人员们，“要将已经启动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工作做深做实，继续推动绿色信贷、证券、保险等政策手段对污染减排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努力协调相关部门，推进环境税收等政策研究取得更大进展。”

　　因为，建立起中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仅是最高决策层的期望，更是环保所必须。

　　让潘岳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中国环境税制的改革路线图已经基本确立：用3～5年时间，完善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等其他与环境相关的税种。尽快开征独立环境税；用2～4年时间，完善其他与环境相关的税种和税收政策；用3～4年时间，继续扩大环境税的征收范围。

　　而在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方面，多项改革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理解和配合，很多地方已经开展试点。

　　这一年，潘岳也特别关注基层环保建设。“基层是环保事业的根基所在，基层环保工作做得如何事关环保事业全局的成败，加强基层能力建设就是为环保事业强基固本。”潘岳说，环保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希望也在基层。

　　一位环保人士对记者说，这一年里，无论是环境经济政策的推进，还是各类环保公众参与活动，以及环保部的环保风暴，处处都能感觉到潘岳的身影。

　　4、吴昌华：“低碳中国”布道者

　　2009年，在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的带领下，该机构发表了《中国低碳领导力：城市》、《中国的清洁革命：低碳商机》等多份报告书。吴昌华言必称“低碳”，是当之无愧低碳布道者。

　　“虽然低碳经济的概念在2006年才被引入中国，但时隔3年，它正迅速从高端概念演变成全社会的行动，在新能源汽车、工业节能、低碳建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领域都大有作为。”吴昌华认为，随着巨额商业投资流入低碳相关的产业，世界经济向低碳转轨的趋势愈发明显。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如何选择发展模式将深刻地影响世界。

　　吴昌华拥有16年的中国环境专家职业生涯。在加入气候组织之前，她是安社环境与能源咨询公司（美国）的中国区总经理兼执行董事，与多家跨国公司紧密合作，协助它们在中国发展商业；回国之前，吴昌华曾在位于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的世界资源研究所（WRI）领导着中国研究项目，并为一些著名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W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做顾问。

　　吴昌华还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专家顾问组成员，为2009年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可能达成的全球气候协议献计献策。

　　作为气候组织“全球示范先行项目”的带头人，吴昌华在中国率先推动包括金融机构、企业、政府三方在内“低碳解决方案”，加速这些解决方案在城市范围内规模化的过程。

　　吴昌华认为，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心，在这股全球性的低碳经济浪潮中，必需承担其历史使命，发挥领导作用，成为低碳城市。而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低碳转型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和企业自筹远远不够，需要建立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吸引商业资本进入。

　　5、杨勇：“为中国找水”

　　2009年12月15日，刚刚完成“为中国找水”壮举的杨勇来到了北京城一间放映厅里。他依旧是胡子拉碴的，满脸疲态。

　　杨勇对外“鲜亮”的职务是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实际上，他只是一位民间的探险家、地质生态学家。

　　在他的履历中，离不开“考察”、“探险”的字眼：

　　1985年考察长江上游，对长江漂流探险进行科学论证；1986年发起并参加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1988年徒步考察金沙江攀枝花—宜宾段，考察河谷地质灾害，全程800余公里，历时3个月；

　　1991年徒步考察雅砻江全程，考察河谷地质灾害及水电站坝址，1500余公里，历时4个月；1993~1997年组织多个欧美科考团队去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并一直对长江上游和江源地区进行追踪定位研究；1998年发起并参加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并考察河谷地貌及生态环境，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历时4个月。

　　2001年主持雅安地区芦山县白垩纪地质公园地质调查及论证；2006年7月13日，为国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生态研究取证资料，带领考察队对三江源头进行考察，历时100天；2008年和2009年，多次考察四川地震断裂带。

　　20多年来，靠着简陋的设备，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艰苦，杨勇在没有任何保障和后援的情况下，取得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和地质新发现，为合理有效利用江河，进行水电开发和生态环保提供了科学依据。

　　这次“为中国找水”，杨勇等人共走了143天，考察的路线贯穿四川、西藏、新疆、甘肃、山西5个西北大省，全程43000公里。

　　“西北部地区存在的共性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没有考虑到水资源条件和持续恶化的环境形势，盲目建设。”杨勇说，西北部地区多以资源开发型为主，给开发地脆弱的自然生态平衡雪上加霜，对水系环境、水文条件影响巨大。而粗放型的随意排放又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并进而将水质性缺水问题扩散到周边地区。

　　6、廖晓义：震区践行生态文明

　　2009年，著名环保人士、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

　　往年，记者在各种环保活动上差不多都能见到她，屡屡聆听她那极富感召力的演讲。但在2009年的一整年里，只见到她三次。一次是在北京见到的，另两次则是记者专程跑到四川的一个小山村里主动约见的。

　　自从“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廖晓义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一个叫“大坪村”的村里度过的。地震后，廖晓义和她的团队进入四川，最初的想法是如何引导当地人在重建中，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但后来她发现，可以借助灾后重建，将村民们引上生态文明之路。

　　从单个的房子到整个大坪村的重建，从节能、环保理念，扩展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在征求了专家、当地政府特别是大坪村村民的意见后，最终，一个“乐和家园”的图景在廖晓义的脑子中形成。

　　“乐和家园”建筑材料大多就地取材于山区里较丰富的土、石、木和竹，这样不增加对大气的二氧化碳排放，起到对大坪村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实现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针对周边私挖乱采的现象，2009年3月，大坪村村民们自发成立了乐和家园环保巡查员队伍，护山、护林、护路。

　　眼下，“乐和家园”已基本成型。廖晓义告诉记者，“统一规划，集中管理，分户生产，多元经营”这16字经营方针，是乐和家园的核心经营理念。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高度评价该项目“不仅对四川灾区重建具有标杆意义，而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前瞻意义，并认为项目本身具备了可复制和可推广性。”

　　“乐和家园”项目在2008年底获得“2008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廖晓义作为获奖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7、李冰冰：“中国最美丽的环保名片”

　　哥本哈根当地时间2009年12月17日晚，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环保名片”的著名演员李冰冰，在哥本哈根市政广场与丹麦著名男演员ken共同主持了“地球一小时哥本哈根之夜”活动。

　　这一活动号召哥本哈根民众熄灭不必要的耗电类照明工具1小时。当晚，哥本哈根迎来入冬的第一场大雪，气温降至零下7摄氏度，但熄灯仪式依然吸引超过万名市民前来参加。李冰冰受邀宣读了来自中国小朋友的祝福：“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我们热爱这个绿色家园。”

　　她在活动后表示，现场的盛况和市民的热情让她完全忘记寒冷。“这让我想起今年3月在北京的地球一小时，鸟巢和水立方同时熄灯的震撼一幕。”她说。

　　李冰冰前不久新晋金马影后，但这一荣光很快被她自己的环保宣传所冲淡。

　　“我已经是低碳一族了。”她告诉记者，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她都会首先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更低碳”。赴哥本哈根之前，李冰冰很用心地背了许多碳减排方面的知识和数字，“背这些数字只是想告诉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每一个人都能低碳，都能为地球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第一财经的特约记者，李冰冰行前表示：“我将首次尝试做记者，采访参加气候大会的政要名人，请大家也来帮我想问题，共同为全球环境出谋划策！”在哥本哈根期间，李冰冰冒着严寒，手持“第一财经”的话筒，不厌其烦地向观众介绍哥本哈根先进的供热系统、风力发电设施以及当地市民关注地球未来的种种做法。

　　“你的行动，就是你的选择！”李冰冰说。

　　8、李连杰：低碳从点滴做起

　　2009年12月，作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亲善大使和壹基金的创始人，著名国际影星李连杰到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在这两天里，除了参加一些低碳的研讨会议，还参加了倡导大家关注气候变化的活动。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从‘骑车出行’这样的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保护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家。”15日晚，顶着大雪，李连杰以骑自行车的方式，倡导绿色出行。

　　不过，李连杰对环保的思维方式有些特别。“在一次经济论坛上，所有人都说环保，都在强调如果不好好保护，地球50年、500年后将会怎么样，人类将会面临着灭亡。”李连杰说，“我不这么看。我对他们说，地球未来500年不会灭亡。因为凭着人类的聪明和智慧，一定可以改变现有的不环保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但微观上讲，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他说，记得在一次会议上，他特意叮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离开之前我们把桌子上的那瓶水带走，起码要把它喝光了再扔。我们不要指望一下子把地球变成非常干净，但是应该从点点滴滴做起。”

　　电影演员孙俪曾告诉记者，她有自己的低碳偶像——李连杰。她说，李连杰不仅在慈善方面尽心尽力，环保也一直是他身体力行的事业。

　　一次剧组转景时，有工作人员留了一个空水瓶在地上，李连杰看见后特地下车捡起来放在垃圾袋中。孙俪说：“可能很少人看到这一幕，但是这确实给我很大触动，环保和低碳就应该像这样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习惯。”

　　9、番禺居民：体验“公众参与”

　　这是一个群体，没有任何具体人、具体姓名的群体，但这确确实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生活在广州市番禺区的居民群体。

　　2009年12月20日，在当地居民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表示，番禺会江村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暂停。“以后垃圾处理以某种方式落在什么地方，要形成共识，要大多数周边的人同意才行，这个比例要达到75%。”

　　这意味着“奋战”两个多月的“番禺业主们”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最终，民众的维权和媒体的助推，让番禺垃圾焚烧项目的建设暂时搁浅。

　　环保作为专业领域，决定的话语权一直由政府部门、专家学者掌控。而番禺会江村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第一次被民众影响到最后的决策。

　　这象征了时代的进步，也象征了民生的生长。有专家称，出现今天的局面，应该说是地方政府对强烈民意的一个妥协。从长远眼光和宏观角度来看，这种妥协是双赢的局面。既体现了民意的坚持，也体现了政府理性的抉择。

　　10、吕植：推动商界力量关注环保

　　气候变化对吕植来说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她发现，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很多是负面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如物种绝灭和生态系统的丧失。而这些负面影响往往由于人类的活动而加剧，其结果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作为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学科带头人，吕植2009年撰文呼吁，设立气候变化条件下濒危物种、旗舰物种和生态系统指示物种的“零绝灭”目标，全面调查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本底和现状，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投资实施保护。同时加大基础研究和对人才的培养，提高我国对气候变化适应的研究水平。（作者　章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