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以“树立核心理念，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的严昭柱美学专著《自然之美》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该研讨会由太湖文化论坛、作家出版社主办。太湖文化论坛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主持了本次会议。

　　《自然之美》由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太湖文化论坛主席严昭柱同志撰著，它对人类面临的生态文明课题、生态危机挑战做出了及时应答，在帮助人们树立生态文明核心理念方面有着重要价值。与会专家围绕着生态文明有关话题开展了充分讨论。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

　　马建辉(教育部社科中心文化美育研究处处长、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美学总是强调客观的美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尽管“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丽的景色”也无动于衷，“经营矿物”的商人对“矿物的美”甚至感觉不到、“看不到”，但这景色和矿物仍然不失其美。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更多地是在社会发展的重大危机中呈现出来的，它是一种批判哲学、危机哲学，其真理性和有效性在现代社会发展面临较为普遍而深重的危机时，会更明确、更有力地显现出来。当资本主义危机到来时，比如，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马克思的著作又成了热销的书籍，许多学者都跑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寻求解答和出路。同样，在一个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时代，那些在自然美理论上的唯心主义观点都开始显得苍白而脆弱。自然美及其规律不依附于人而存在，它需要我们尊重它、顺应它。

　　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从青年时代的“新村”构想，到革命年代的植树造林，再到建设时期的“美化全中国”，不难看出，毛泽东一生探索并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始终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甚至是“美化”相处的内容。

　　从毛泽东提出“美化全中国”，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表明我们党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提出的“美化”内容和途径以及目标，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主要是为解决革命和建设年代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党今天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涵，要比那时的理解丰富和具体许多，但是，“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却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美学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起积极作用

　　汝信(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我去看望一位老前辈，他讲了个现象，说整个社会的审美鉴赏力太低下了，追求物质、享受的东西成为一种主导，他提出要特别重视审美教育问题。

　　昭柱同志的书正是提出了审美教育这个问题，审美教育从自然美着手，我感觉非常切合。当然美育不光是自然美的教育，还有艺术教育，但可以把自然美作为一个最根本的、美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自然美入手，我想对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精神素质、文化素质有很大的作用。

　　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哲学社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学研究应注意与时代发展潮流相一致，应勇于应答人类面临的时代课题和时代挑战，这样才能做出切实的理论贡献。《自然之美》一书正是出于这种努力，才使它走到了美学探讨的前沿。

　　“建设美丽中国”这一提法为我国美育事业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前景，也把自然美的美育事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客观上讲，“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有好的自然生态和自然环境；从主观上讲，“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有大批具备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的人。

　　自然美美育已经成为“生态文明”教育、“建设美丽中国”教育的关键一环，对于提升受教育者自身素质、构建友好型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王仲(中国美术协会《美术》杂志原主编)：要想改变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从长远的角度、教化的角度来看，美学家和艺术家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们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具体的生态治理实践，但是可以通过理论宣传、文艺感染等各种方式，挖掘乃至铲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之根、培育人们对自然之美的爱心，为构建生态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许多哲学家、美学家、文艺家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前苏联作家列昂诺夫和普利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等一批专写生态保护的作家培养了整整几代苏联人对祖国大自然的深厚爱心；严昭柱《自然之美》一书的出版，也可以归为这方面的一个新例。自然美是万美之源，严昭柱强调美育从自然美育开始，这就和当下热议的生态文明直接联系了起来。由此而召开的美学研讨会，必然也会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大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刘润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易经》提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上经》)、“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传》)。前一句意思是，对自然界的生产生活资料，不管是直接拿来还是再加工制造，都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后一句，我以为南怀瑾先生的解释最为准确，那就是“适当干预大自然变化，而不能有过失；小心委曲地成全万物，而不能有遗漏”。《易经》的这两句话，可以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总纲。

　　我们的祖先不仅有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和生态伦理思想，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到制度、风俗、行动的层面。据《逸周书·大聚解》载：早在大禹时期，就有春三月不得伐木、夏三月不得撒网打鱼的禁令；《礼记·王制》中明确规定：“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秦律·田律》规定：不到夏日，不得烧草为肥，不得采摘正在发芽的植物，不准捕捉幼兽、掏取鸟卵等等。至于民间，保护生态的风俗更是争奇斗艳。比如佛门的放生，就是保护动物的一种特殊形式。

　　身当今日之世，回顾古人在保护生态方面的所思所为，绝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今天的进步。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在生态保护的不少方面不是比古人更文明而是更粗鄙，进而可以催生出我们的羞耻感。

　　涂武生(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严昭柱对于自然美的奥秘探寻和追问，根基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明精髓。他从我国传统美学大量关于自然山水的描绘和体验中，提取和概括了其中丰富的精辟论述和见解，吸收了许许多多足资自豪的精神瑰宝资源，再借鉴和参照国外的有关成果，加以梳理、综合、概括、提炼和系统化，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浓郁民族风格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美学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