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立雅总裁：中国有望成为未来世界的科研基地
专访威立雅环境集团总裁——安东尼•佛莱罗

    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是伟大的发明家——指南针、造纸术、火药等都诞生在中国。如今，这个国家创造力的火花并没有熄灭，而是继续散发着光辉，要成为全球的科研中心，让“中国是世界的工厂”这一说法成为过去时。

    20年前，邓小平曾说过，中国应当“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国科研或许已经到了“有所作为”的时刻。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了未来全球的主要科研基地？为此，借着中法科研与创新研讨会的机会，威立雅环境集团总裁——安东尼•佛莱罗先生在巴黎接受了专访，阐述中国的科研发展对未来世界的影响。

    记者：作为全球环境服务领导者，您能否用威立雅环境集团的亲身经历来回答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了未来全球的主要科研基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国家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又将是什么样子？

    答：中国在世界科学和技术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在科研方面的发展速度被大大的低估了。

    我们应当注意到以下几个事实：第一，中国科学出版物的数量以及科研项目风险投资数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根据自然杂志的统计，中国科学发展的速度还要高于其经济发展的速度；第二，中国专利申请数排名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新申请专利数160万个，超过美国的50万个。如果只计算其中的发明专利，中国大约1/3的专利属于此类别，即526 000个，也比美国多出了2万个。鉴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政府制定了大胆的目标：2015年新增专利数达到200万个。可以预见，这个目标将会超额完成。专利数的激增喻示了将来中国在科研领域的领军地位；第三，预算方面，中国在研究与发展上的投入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第四，中国的科研人员数量占全球科研人员总数的将近20%，多于整个欧盟的科研人员数（130万）。虽然，按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计算，中国的比例仍然很低——每1000个就业人口中只有大约2个科研人员，而美国有9个，法国有8个。但是，中国政府希望截止到2020年能够达到每1000个就业人口中平均有4.3个科研人员。

    结合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判断，中国已经完成了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 转变，现在正在经历从“在中国创造”向“中国自主创造”的过渡。

    中国一直以来被视作世界的工厂，然而她正开启一个新的发展篇章，逐渐转变成世界的实验室。为实现转变，中国重新配置产业价值链，从产品制造过渡到产品设计。毕竟，工厂与实验室只能居其一。海尔、中兴通讯、华为和工商银行的成功案例证实了这一演变。中国正重新拾起创新的火把，在多个领域横空出世，引领变革，成为研发领域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电子技术领域（中国刚刚生产了世界最强的超级计算机），远程通信，电力和绿色工业。

    根据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在2020年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动国家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完善创业体系建设、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她们创造了很多专利和发明，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来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看到，中国在绿色经济上的投资几乎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5%，居世界首位。是全球绿色技术的领导者；同时，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居首位，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强于美国，太阳能、风能技术也居世界领先地位。

    这些成就的取得，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污染迟早会抑制增长。他们知道人民不希望看到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没有国家能够在已经恶化的环境中继续发展。因此，为了缓解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从大约10年前，中国就开始遵循清洁技术优先原则。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将成为未来城市的大实验室。

    我们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来看看中国吧！新的城镇化模式将产生在中国，正因为如此，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诚然，许多中国城市在发展中环境透支。但是更多的城市为了减少对生态的破坏，获得高品质的生活，正努力寻找一种更绿色更清洁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环境问题，例如空气质量、水资源保护、能源节约等，得到了高度关注。

    中国是世界上新建城市最多的国家。截至2020年，又将有200个“新型城市”崛起。所谓“新型城市”，就是从规划设计开始就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新型城市”典型例子就是天津和日照的生态城，其最终目标是成为零碳排放城市。另外，中法正在合作建设“新型城市”，武汉的生态城，威立雅也很荣幸地参与其中。

    记者：您认为，哪些原因成就了中国科研方面的巨大成功？

    答：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投资便利），大企业的积极参与，创新在内部市场迅速消化吸收。综上因素，政府在科研与创新能力的推动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要讲的是：

    我们的中国客户要求我们带来最先进的技术。不论是哪个领域，他们都希望直接达到国际最高标准，无需过渡一次到位。我们的客户对技术要求非常高，他们需要的是最新的，大规模应用的，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否则无法满足要求。例如我们提供服务的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这样的严格的客户就迫使我们不断完善服务，并不断创新。

    中国要求外国公司的部分技术研发本土化，并推广到其他的国家。在这方面恰恰与我们集团的发展战略相吻合：我们希望保持创新能力，不仅是我们自己，而是与我们的客户一起推动创新。我们的项目不仅看中了中国市场，更把中国作为研发和展示21世纪专有技术的理想之地。

    中国的战略一直是正确的，他们与外国合作商签订长期的合同：50年的浦东供水服务，40年的香港废物管理，25年的佳木斯供暖网络，这些长期的合作增加了对彼此的信任，为创新奠定了基础，使我们敢于，并愿意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开发新的技术。

    中国人才济济。举个例子，我们在上海世界博览会上使用的实时水质跟踪系统就是由4个年轻的中国工程师设计的。这个系统随后被应用于伦敦奥运会上，现在巴黎大区水利工会的供水管网（全欧洲最大）也正使用着该系统。这看起来不是什么伟大的发明，但是在绵延数千千米的管网中实时追踪水质一直作为全球水务行业的技术攻坚之一，竟在中国首发试验并一举成功。

    记者：中法已经在众多领域开展了科研合作，这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你觉得这种创新力对将来的双边合作会带来哪些影响？

    答：能源是中法合作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它促进了我们在研发方面的合作。

    不创新怎么可能满足中国或者欧洲对于能源的需求？不创新怎么可能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呢？如果技术不创新，那么在污染和能源安全的战争中我们还没有打就已经输了，因为绿色经济必定是一个完全创新的经济。面对绿色经济这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节能减排和智能电网方面，中法的合作将会取得累累硕果。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中国“十二五”计划的主要目标。十亿平方米的低能耗建筑将拔地而起。这个庞大的计划将会为中国节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6%的单位能源消耗和17%的碳排放。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的能源公司达尔凯与施耐德电气达成技术共享协议，参与中国能效市场的发展。

    中国已经开始大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混合能源技术。为了加强能源安全性和自主性，中国积极推进智能电网建设，旨在建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坚强智能电网”。

    中法科研合作的另一重点是如何应对二十一世纪的资源匮乏。

    一方面，自然资源逐渐稀缺，另一方面，我们目睹着一个由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组成的中产阶级正在中国出现。该怎样协调自然资源的供求不平衡呢？

    在原材料稀缺的情况下，我们的解决方法是选用替代资源和利用尖端技术，而不是安于现状瓜分有限资源。比如在香港、九江和佛山的项目，我们回收生活废弃物，从中提取出可利用的原材料，避免了对有限自然资源的过分汲取。

    对于一个拥有全世界20%人口却只享有地球上7%水资源的国家，水资源的一次性利用是奢侈而不可取的。应当充分发掘水的重复利用价值，为工业、农业和家庭提供循环水。循环利用水资源有很多好处，首先，污水是唯一一个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的资源，最后但是最重要的是，污水的回收利用也增强了国家的供水自主性。同时也将大大促进污水循环利用的市场发展。作为污水处理方面的世界领军者，威立雅负责深圳和中石化燕山项目的部分废水处理。

    除此之外，工业和生活的废弃物处理也是中法研发合作的重要领域。

    中国的废物产出量居世界首位。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国家越繁荣，产出的废物就越多，而中国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但是中国的废物回收利用率很低，85%的生活垃圾都被直接填埋。资源紧缺和快速城市化的压力为中法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通过双方的合作寻求先进的、适用于中国市场并面向世界的解决方案，将废物转化成二次原材料，突破稀有材料回收的技术屏障。这在今后的十年中尤其重要，因为世界将会面临某些战略资源的枯竭。比如，中国现在几乎不回收手机中的钽、光伏电池中的铟和电池中的钴，然而，根据现在的消耗速度和探明储量，这三种资源将会在15到30年间枯竭。

    柏拉图在《共和国》中写道：需要是发明之母。面对资源匮乏现状，我们所需要的是创造新的可利用资源，尤其对于中国这个原材料的生产和消耗大国。纵观历史，资源的稀缺不断激发着人类的创造精神。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人类发明了农业、畜牧业和运输，中国在这套体系的创建和完善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样在今天，面临能源、原材料和水资源稀缺，我们，尤其是中国，已经开始利用“稀缺”所激发的创新力量。

    基于中国这种巨大的创新力，一个类似于二十世纪初美国福特T型车的革命可能将在中国发生：电能动力车作为普遍而实用的工具走入寻常百姓之家。中国可能成为第一个在其大城市强制使用电能动力车的国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锂的回收再利用将成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为锂元素是稀有而昂贵的，作为电能动力车电池中不可缺少的元素，锂目前的储量是无法满足未来世界日益增长的需求的。锂将是未来每个国家经济方程式中工业和国家主权方面的主要变量。

    我们的团队与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一同设计了一个锂电池的回收再利用解决方案，该方法可以回收用过的锂电池，并生产出可直接用于生产的工业级高纯度锂。这个创新标志着我们的行业目标已经从单纯的减少污染发展到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通过废水废物的回收处理，我们奇迹般的将无用变有用，重新赋予它们价值。

    为了深化合作，威立雅与清华大学于2009年共同成立了先进环境技术联合研究中心。清威联合研究中心致力于研发中国亟需的、适用的技术，并成为环境管理方面的亚洲典范中心。同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培养并为集团输送了一大批双语甚至三语的优秀科研/技术人员。我们在十几个领域共同合作，包括水务方面（主要集中在应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放射性污水处理、污泥处理，污水处理系统，降低管网漏失率等），废物回收再利用，二氧化碳捕集，智能城市（特别是城市模型设计和“智能电表”项目）和清华园的可持续规划设计。6名教授和将近50名科研人员参与在不同的研究课题中。

    记者：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如果想成为“世界的科研基地”，您觉得中国在研发方面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答：中国是世界上学生最多的国家（2500万，而美国为1700万），但中国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有所不足，教学方式需要改革。学生们大多时间在学习模仿，而不是创新。这是由于教育体制与现代社会的需求脱节造成的。

    相比于基础研究，中国更注重工业研究。长远来看，这两个方面需要进行更好的资源分配。

    从外国留学生归国率来看，中国在就业吸引力方面现在仍不如西方国家。近年来，很多外国留学生都选择在美国或者欧洲就业。不过，在知识经济的21世纪，繁荣的中国吸引和保留优秀科研和创新人才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强。

    中外合作是必要的，然而也面临不少困难。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直被重复提起的问题，在本次中法科研与创新研讨会上也做了专门的讨论。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与中国企业的关系通常是双面的，合作与竞争共存。实际上与其他国家公司的合作也同样如此。只要一个公司拥有技术领先地位，那么这种矛盾关系就是必然存在的。

    总而言之，中国正在以新旧相结合的发展方式来创造世界的明天，并将坚持其特有的、被邓小平形容为“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正如她震惊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国正以同样的速度势不可挡地向着“世界的实验室”发展。

    但是，单单创新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创新的成果转化。这条建议适用于所有国家，但对于创新大国——中国尤其重要。再严密的程序如果不能正确的实施，那又有什么用呢？设计失误或管理不当都会使整个建筑或供暖网络成为能源消耗的无底洞。只有正确开发利用，才能实现能源的节约。因此，如果不能保证技术使用的专业性与正确性，再完美的技术也无法发挥其效用。

    最伟大的创新诞生于合作之中。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这次研讨会能够增强中法双方合作的信心，促进两国政府间和企业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