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各位领导、企业界的朋友，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昆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中国经济中长期的一些发展前景的看法。



　　中国经济目前遇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过去五年，经济总体的情况比较困难。这个困难是如何造成的，潜在的增长率怎样，哪些因素将来可能会制约潜在增长率的发挥，如何在政策上调整经济的结构，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在经济学界有两极，一极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西方这个话题也非常流行；另外一极是说中国模式，找到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模式。我想这两个看法，我个人都不完全认同。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遇到十字路口并不是第一次。
　    经济的发展，就像做物理实验，外部撞击一个物体的时候，记录下撞击的曲线变化，就很像中国现在运行的状况，出现的变化相当于受到一个外部的冲击。所以运行出现一个长尾的图形，很像是统计分布的曲线。2007年之前，中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爬坡的阶段，到2007年GDP增速高达14%，之后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如果按照今天7.5%来算，下降了一半。实际上14%是不可维持的，2007年政府已经采取了紧缩的政策，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4万亿的刺激政策。实际上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已经放缓了，后来特别是1999年取消福利分房以后，房地产开发崛起，在扩内需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GDP增速持续加快。到了2005-2006年，整个经济的过热现象非常明显，中国政府开始采取紧缩的政策。但是紧缩政策在2008年遇到美国次贷危机后做了180度的调整，2005年对房地产进行调控，但是2008年底又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原因是希望通过房地产来应对金融危机。这个凯恩斯主义的思路，导致了在2008年以后本应缓慢降速的过程拉上去了，在2009年又接近10。但后来发现，紧接着发生接近7%的通货膨胀。到2010年发现不行，再次采取了紧缩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对房地产，把经济又拉下来，所以导致GDP曲线一直是过山车式的回落，而且回落的幅度还很大。
　　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考虑一个经济增长惯性的时候，如果没有外汇的冲击，一般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会缓慢下降。因为GDP基数很大，目前已超过50万亿人民币，相对于5-10年前，如果今天仍要保持同样的增速，那么GDP每年增长量要比过去大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收敛现象，经济增长快，基数分母会越来越大，自然规律就是同样的增量，产生的增速就会下降。所以分子的增加，哪怕跟之前的绝对量一样，但是增长速度就低，因为分母大。现在大家的分歧是，过去五年的状况是不是代表中国经济走向了一个拐点。所谓拐点，就是增长率从加速转向减速，拐点不是不增长，而是增长的速度在放缓。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么看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如果没有外部冲撞，将会匀速的根据自然规律逐渐回落大家可以推算，过去35年GDP增速是按照购买力算是9.8%，35年以来缓慢的下降，到现在下降不超过2%。
　　加州大学做过一个60年样本的统计分析，发现所有高速增长的经济，到后来基本上增速都会下来，拐点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在统计上出现规律，人均GDP是美国58%，也就是达到美国人均收入六成的时候，经济通常都会下降，用60个国家60年的样本，发现下降的幅度不超过2%。根据这个统计现象，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按照官方的收入来看只有美国的10%，按照购买力换算只接近美国的20%，远离统计上的经济放缓的拐点，也就是要达到美国人均GDP的60%还有很长的时间。而为什么现在已经出现减速了呢？这个现象就让我们关注外部冲击，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现象不可能发生。
　　最初冲击到的是生产率。在昆山调研企业，一定会问到这个问题，现在出口不好，昆山外向型的企业受到冲击很大，一方面出口的形式不好，生产率下降，今天同样的投入不可能生产出过去那么多的产值，所以生产率下降得更快。如果长期下降快又得不到缓解，会拉动GDP往下走。所以冲击分成两类，一个是需求冲击，金融危机以后外部市场收缩，订单减少，对于出口导向经济影响非常大。还有一种是成本冲击，五年来中国经济主要受到的是成本冲击，源自于2005年7月人民币的升值，当年升值5%，大家没有认为那么重要，到现在累计下来升值接近40%，人民币对美元即将破6，由此在宏观层面上引发一系列货币变动。为什么现在都说中国钱多，社会流动性过剩？我们把M2/GDP，也就是货币总量（M2）对名义GDP 之比。作为中国的流动性指标。M2占GDP接近2%，甚至一度曾突破2%。107万亿货币的存量，可是现金只有30万亿，所以30万亿的现金，但是有107万亿的流动性，这种冲击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宏观政策，特别是2008年底4万亿的政策，对付外部需求下降，掩盖成本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让大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认为这个跟1998年是一样的。那时用扩内需的政策，把当年的经济很快拉上增长的轨道，为什么现在不行？为什么4万亿投入进去，11万亿的信贷出来？经济上去持续不到一年，发生通货膨胀，资产价格膨胀，所以这时只能往下走。从这个意义来讲，一定存在成本的变化带来的问题。任何国家如果遇到的冲击是需求的时候，问题不大，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增加政府开支，投资公共项目，基本可以度过难关。而现在不是，水上去以后是要成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成本的问题，现在中国正好处在调整时期，不是调整需求，而是调整成本，因为成本已经完全变化了，比如汇率、引发流动性完全变了，价格、工资都在上涨，这些是不可逆的。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够对冲成本上涨的，就是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现在的确是进入到转型升级的阶段，转型升级的前期是调整和适应的阶段，所有高速增长的经济都面临过这样的问题。
    今天的题目非常好，“危机’，外部的冲击带来转型，所以危机是一个转型的催化剂.如果没有危机的话，会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走，而遇到危机，特别是成本条件变化以后，还是会往前走，但会转换轨道，要升级才能走。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中国不是一件坏事。
    如果是需求冲击很简单，需求结构减少，订单减少，企业库存增加，所以接下来停止进货，清完库存再慢慢投资。外部事件导致流动性增加，价格上涨，首先导致企业生产率下降，减少投资，因为缩小了投资机会，GDP增速下降。在成本出现大幅度上涨，且上涨是不可逆的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重新考虑生产线的生产率，想办法增加产出，这就扩大了投资的机会，机会进一步的增加。
    最早的一个案例就是日本，1971年，日本经济从7.9%突然下降到4%，GDP增长出现拐点。台湾跟韩国也有类似的阶段，但这个阶段比较晚，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下来的。日本在1971年人均GDP是美国的65%，人均GDP一万美元，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遇到冲击经济增速降下来，经过40年缓慢的增长，日报依然很富。台湾跟韩国在90年代末的时候，人均GDP是日本的60%，也是相当富的经济。日本在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也是用错政策，GDP一下来，政府想到放松银根、信贷，扩内需。实际上这是成本变化引起的现象，可是政府却理解为需求的问题，用政策把需求拉上去，所以经济出现严重的泡沫。
    中国在这几年人均GDP以购买力来计算只有美国的20%，遇到外部冲击，政府同样使用扩内需的政策，整个经济去杠杆，GDP只有50万亿，货币是107万亿。发行过多的货币信贷，等于把成本一下子调到非常高的水平，这种情况下，要调结构很难，一定要考虑结构升级的问题。
    下面来讲一下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我看来，三中全会最基本的东西，其实是李克强总理的一个基本思想，中国现在要加快结构的改革和调整，已经没有退路，107万亿是流动性，烧不掉扔不掉，唯一可做的就是结构转换，才能创造实体经济的发展。环保必将是一个支柱产业，而且在未来是吸纳中国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现在政策是要帮助整个经济投资的导向，要引到上台阶的结构转换的轨道上去，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现在国内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一个是认为未来十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在6%以下。我做的一个研究发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可以维持在7%-8%，什么道理？我们做了一个核算发现，中国过去35年GDP增长大概是10%左右，其中资本增长也差不多10%，劳动力的增长每年是2%，剩下来产生的增长不是靠资本也不是靠劳动。我们把GDP的增长扣掉劳动力跟资本这两个要素增长的加权和，剩下还有余项，在国外叫做生产率的增长，这不是要素增加的贡献。中国35年的情况每年增加3.5%-4%，包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人力素质提高等等所有综合的东西，都可以称为生产率的增长。对于GDP增长，资本贡献了40%-50%，生产率增长贡献30%-40%，剩下就是百分之十几的劳动力增长，大概是15%到20%。
    未来，人口的增长放缓，劳动力放缓，预测未来十年接近于零增长，那么资本的增长，包括环保产业，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所以资本的增长还会有机会。我国资本存量是美国的10%，跟收入比例差不多，有巨大的空间要去改善。人均用于环保的远远不够，需要大幅度增长。生产力的增长，保守推算，过去35年增长3.5%-4%，如果减到1%，增长2.5%-3%。用这样的倒算的办法，在3.5%-4%生产率增长的情况下，GDP增长接近10%，那么现在生产率增加减1%，则GDP有7%-8%的增长，这是潜在增长率。
    但是潜在增长率的问题是什么？需要结构的改革跟调整才能维持，因为2.5%-3%的生产率增长，在原有的轨道无法达到，要出台促进结构升级的政策。除了结构改革，释放更多的市场跟私人企业的活力之外，，增加对外投资，新兴产业鼓励政策，包括我们今天环保的主题。
    中国增长潜力很重要的问题——经济结构，现在农业依然吸纳了接近40%大农业的概念，农业本身有30%的劳动力。印度跟我国目前相比还要低，泰国与我国接近，即使达到印度的水平，劳动力还是要从第一产业出来，这也是支撑未来GDP增长，劳动力要从第一产业更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20年才能走完的历程，所以有巨大的空间。进行产业的升级或者是结构的升级，需要做很多事。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亮点是，建立市场公平的准入，减少政府的管制和审批，更好的配置资源。发展什么产业、怎么升级，政府是讲不出来的，完全由企业和市场，企业家最清楚，不需要政府去推动激发，就知道怎么去做。关键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三中全会以后这将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们经常讲改革红利，通过改革让生产率大幅度的提高。我觉得李克强总理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定会写到这个，未来五年里都会这样，我们把GDP增长率设定的目标要调低。现在大家都在猜经济工作会议是7.5还是7。李克强总理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只要经济增长在划定的区间里，经济政策就是调结构，不要考虑扩内需，不要增加政府开支扩内需，增长一旦低于这个区间，要稳增长，拉到经济增长目标上。我个人的看法，划出这个区间的可能性没有，基本是在7上下。现在比较重要就是调结构，用5年调结构，用私人企业的环境，把经济活力释放出来，产业升级是市场决定的，不需要政府过多的设计。如果指定一些产业，在税收方面加大力度，最后会导致这个产业产能过剩，就像光伏产业一样，这在三中全会当中写得很清楚。我个人认为，未来3-5年宏观经济政策不会有大的调整，中国经济不需要过高增长率，目的就是调结构。
    今天的主题是跟环保有关系，经济学家对此有看法，经常有人问，现在污染非常严重，首当其冲是因为投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首先，经济学一直讨论平衡，两个都要，既要清洁的空气也要经济增长，不能为了一个丢掉另外一个，关键是怎么做，即使北美这样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比如加拿大也有雾霾，用二十几年时间来治理，更不用说早期的英国伦敦，被称为“雾都”。60年代哈佛大学一位教授，他研究的“库兹涅兹曲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现收入分配会经历严重的不公，差距越来越大的结构，后来发现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当人均GDP达到一定高度以后，收入差距又会慢慢缩小。所以二次曲线是倒U字形，开始加速，到一定峰值减速，这是他早期的研究。90年代美国有好几个经济学家把这个想法用到环境跟经济发展的关系上，来看全球的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看长时间里能不能用他们的数字，拟合出这样的曲线来。他们做出来以后发现还是这个关系，在人均GDP比较低的阶段，在处于高增长阶段环境越来越恶化，但是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当收入越来越高以后，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会增加，所以政府要治理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恶化的程度会减弱，所以也呈现一个倒U字型。政府要承认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再看中国的情况，二氧化碳排放的速度跟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上海跟北京，两个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人均GDP比较高，二氧化碳的排放速度在放缓。但欠发达地区，贵州、甘肃，处在一个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增速非常快，两位数的增长率，环境情况正处于恶化。部分验证了“库兹涅兹曲线”在中国也成立，只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已经开始有了拐点，在大多数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还处于上升的阶段。从这个意义来讲，在政策层面上，我想可能会产生出大量对环保产业的投资机会，因为无论是出现拐点还是正在扩大污染程度的经济体，对于整个中国“库兹涅兹曲线”的形成还有很长的时间，如果大部分的地区还处于扩张的阶段，中国的“库兹涅兹曲线”还处于左半边，还存在很大的需求。我想将来中国具有巨大投资潜力的，一是健康医疗，二是环保，而且这两个产业彼此是相关的。
    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调整，也为环保产业能够释放出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因为这种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未来潜在增长率持续的发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一旦中国的经济几年以后能够进入到7%-8%的潜在增长率的轨道上，我想更多的投资机会依然会到来，而且这些投资机会当中有更多是跟环保产业相关的。如果大家问今天的中国经济是不是还得靠消费，错，没有收入的增长不可能有消费的增加。现在中国的消费每年接近9%，世界上最高的消费增长的国家，现在不是消费的问题而是投资机会的问题。中国投资多，但是结构的调整将创造新一轮的投资机会，我认为这个投资机会更多是跟健康、环保密切相关，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看法。
（注：本文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