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杭州余杭反垃圾焚烧项目正在演变成一起公共治安事件。50多人被拘，群体、谣言、打砸、对话、这些关键词在不断出现……假如你记得，可以在广东番禹、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北京天井洼、江苏吴江等垃圾项目中找到类似走向，甚至也可以在茂名、什邡、昆明等PX事件中找到影子。

    2013年的统计数据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3.73%。也就是说，已有超过一半的中国人以城市为生息之地，未来大多数中国人都将与“城市公共管理”忧戚与共。那么，这十年中发生的十多起垃圾焚烧项目事件，是有刻度意义的，它标志了中国城市管理的水平与进度。

    如果把决定权给你，你会把垃圾焚烧厂建在哪里？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第一，不能建在自家旁边，第二，建在别人家旁边？说不出口。于是民众只是反对—反正不能建在我家旁边，建在哪里，政府自己考虑。

    在公共治理进程中，这种“反对”其实很重要，它是一种粗糙的民主。往回看，这比“什么事情大人决策，民众知道不知道无所谓，知道了抱怨不抱怨无所谓”的时期，要进步得多，起码人们懂得争取权益，有了“改变决策”的意愿和行动。

    但这种进步粗糙得很，因为各人只懂争取权益，还未懂得履行义务。“垃圾事件”本身有象征意义，垃圾就是各家各户制造出来的，却要将有害部分加于少数的“别人”，这种不公平恐怕正是彼此制造出来的。

    粗糙的另一面，在于只有争取权益的愿望，没有争取权益的正当渠道与方式。杭州事件便是一例，本来是争取权益来着，怎么最后“打砸抢”地成为暴力分子？

    更值得讨论的是政府的角色。过去政府说一是一，建在哪里就哪里，自然不生这么多事端，如今民众意识萌发，塞是塞不回去的，政府该怎么做？是息壤堙洪，还是“卒布土以定九州”？

    政府其实只是公共治理的代行机构，应当是民众代表及平衡协调者，并非与民众处于对立。在垃圾焚烧这样的事件中，政府需要做什么？

    一是项目决策的彻底公开化和民主化。民众反对的，既是选址，也是决策另有私图。广东番禹便曾曝与垃圾企业有利益往来，假公济私，损公利私，这恐怕是公共决策的禁区。

    二是项目决策的趋利避害。东京垃圾焚烧厂建在市中心，因为技术成熟，法规完善，污染排放得到有效控制，不会对周边居民产生危害。

    三是项目是所有人的项目，不只是政府项目。垃圾焚烧之害，在于垃圾不分类，干湿不分开，燃烧不充分，产生了有毒气体二恶英。而垃圾分类，户户有责，每个链条都有义务，政府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催动每个环节呢？

    回顾十多个反垃圾焚烧项目，多以停建缓建宣告新闻的结束，可见新闻的结束不等于矛盾的结束，公共治理的冲突，还需“解内症”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