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薛健聪
　　2014年4月，经过了八年的调查，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终于将事关国计民生大局的中国土壤污染初步情况公之于众。数据显示，中国的20多亿亩耕地中，有近五分之一调查点位被证实污染。沉重的土壤污染幕布被初步揭开。
　　6月13日，在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的媒体见面会上，中国资深土壤修复专家、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接受财新传媒专访。
　　刘阳生眼中的土壤修复并非简单的工程技术问题，更关乎到多学科的互相关联，因此针对湖南长株潭地区正在开展的耕地修复，他并不看好。他认为，土壤修复最大的难题还是在耕地修复，资金的来源、技术手段的使用、示范推广的可行性都是目前尚待克服的难题。
　　财新记者：根据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此前发布的数据，中国19.4%耕地污染物超标。这些超标的耕地该如何修复呢？
　　刘阳生：农田土壤力修复应该是一种农业功能的恢复，不是一个污染治理。当我们把农田土壤力修复当成污染治理的时候，它就被偷换成了一个工程技术的概念。
　　耕地修复涉及很多东西，把农田修复好要懂得农学，要懂得土壤学，要懂得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还要懂得微生物学。如果农田里要种粮食、水稻、蔬菜，土壤基本的功能要得到恢复，这里说的恢复并不是说简单的把里面重金属去除。
　　我们目前使用的方式多是淋洗，这需要添加很多的化学药剂。这样一来，虽然把重金属洗干净了，但化学污染又进去了。
　　土壤的功能就是种粮食、蔬菜，保证土壤里的微生物能够存活，有利于土壤里的有机质氮磷钾能保留在里面。淋洗完了以后，氮磷钾没有了，有机质没有了，变成污水了，后面还要污水处理厂。因此，这些治理的思路是错误的。
　　财新记者：中国目前有不少的土壤修复示范项目，这些项目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刘阳生：我们国家现在的确正在做这样的一些示范。做示范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第一，你的技术是什么，要公开；第二，你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要公开；第三，你得到的教训是什么，要公开。第四，每亩的成本是多少，要公开。全过程要公开监督。
　　示范项目的目的不仅仅是示范，还要推广。示范完了，没法推广，还一直说要保密，这是不行的。
　　财新记者：中国在早先启动了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工作，并且已经开始在湖南长株潭地区开展试点，你看好这样的修复治理吗？
　　刘阳生：湖南的这个项目还不能算是正式实施，只能说是有了一个可以实验的规划，提了一个所谓的“VIP”（V是指“品种”等生物措施，I是“灌溉”等农业措施，P是指调整“pH酸碱度”，即通过生物、农业措施和环境改善来达到生产合格产品的目标。——财新记者注释）的想法。我不赞成这个几乎，因为太简单化了，农田土壤修复是很复杂的。
　　所以要提出一个概念，农田土壤的修复，不是污染修复的过程。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涉及农学、植物学、土壤学、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整个全方位的综合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修复的范畴。它是在修复，不完全是治理。
　　就目前来看，有些修复技术，一亩农田要十几万，怎么可能呢，怎么推广呢？一亩农田超过两万就不具备推广价值。现在修复的费用从从一两万到十几万都有——十几万就是过度修复，加的药剂太多了，农田土壤里面加进去百分之十几的药剂，那还是土地土壤吗，那是化学产业了。
　　作为一种低成本的修复手段，我并不反对这样一些药剂修复，甚至还大力赞成药剂修复，因为成本低、容易实施、容易推广、见效快。有很多推崇植物修复的人过度地宣扬了植物修复作用，而忽视了植物修复周期长，成本高的缺点。就我了解，植物修复的价格目前是十万到二十万之间，平均是在十五六万一亩地，老百姓受得了吗？国家受得了吗？不可能。你整天让农民种植物做土壤修复，没有产出怎么办？没有经济回报怎么办？这个不现实，不可持续。
　　财新记者：除了农村的耕地修复外，中国城市的土壤也有污染隐忧。城市中的土壤修复应该采用什么模式？资金是否会成为问题？
　　刘阳生：对于城市里面污染场地的修复，我基本不担心经济的来源。因为城市里的场地是非常值钱的，修复好了，房地产商可以承接，往往很多场地是房地产商直接投钱修复的，或者政府投钱，花一个亿修复一亩地，之后这亩地就值两个亿，政府是赚钱的。
　　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修复能修复到什么程度，与场地拿来做什么东西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修复住宅、做商业用地、做园林绿化还是景观，那就是不一样的。
　　做住宅等和人接触更多的会有更高要求的修复。它涉及到人体结构风险，我把它分为几类，第一类是有机污染场地修复，大部分的有机物容易挥发；第二类是容易挥发的重金属的修复，比如汞和砷污染的场地；第三类是难挥发的重金属的修复，这个就很容易了，比如铅、锌、铜、镉，不挥发就好治理了。场地修复里最好治理的是难挥发重金属，最不好治理的是容易挥发的重金属和农药污染场地这些东西。
　　当然，城市里的土壤修复也有时间成本的问题。在有些地方做场地修复，房地产商很急，半年、一年，必须把这个事情搞定。国外修复一个场地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意味着我必须把一个场地所有的污染物搞明白、污染物在地下的分布搞明白，包括地下水温、地址、污染物分布、形态、地下水的走向等等。
　　而在国内，如果说我们把场地的勘探搞进去的话，成本会增加20%~30%。可以说，目前在技术应用上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国内企业在项目施工上没有经验。很多因素纠结在一起，导致了时间成本很高。
　　财新记者：学界有一种说，认为中国的土壤修复应该采用政府财政兜底的模式。你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
　　刘阳生：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城市里面，是不会需要你财政兜底的，一般都会有房地产商兜底。目前城市土壤修复多是房地产商与政府联合推动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田土壤修复的经济来源。我设想过，耕地将来可以采取一个承包修复的模式，农民自己没能力修复，政府没钱修复，我们可以委托一个农业公司或者投资公司，把整个几千亩地方圈起来，做高产值的农业。
　　比如说种粮食，原来的土地产出的粮食一公斤卖两块钱、三块钱，修复后我在这种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高经济附加值作物，一亩地产量就是几千块或者几万块。农田土壤修复的直接经济来源我觉得还是来自于农田产品的升值，让它产生的利润回报到农田土壤修复中去，只有这样取之于农田、用之于农田，改变农田的产业结构，才靠谱。
　　财新记者：除了耕地和城市土地外，中国另一个土壤污染的重头在工矿企业的工业污染，比如矿上。对于这样的污染，我们该怎么办？
　　刘阳生：对于现在正在开发的很好办，矿是你挖的，我就来找你了。麻烦的是，有些矿山荒废停工已久，找不到原来的利益方，这样的污染该怎么办？我认为，停工废弃矿山的这块污染治理，主要还是得靠政府来做。好在矿山多在深山老林里，没有人，也不种粮食，只要控制住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把他固定在一个区域内就行了。
　　财新记者：我们观察发现，对于土壤修复而言，中国的标准多还在征求意见阶段，或者一些比较陈旧的试行方案。你觉得政策在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学界又有什么期待呢？
　　刘阳生：中国目前的这些场地修复的标准，多是一些泛泛而谈的标准，它们对于土壤修复这块的标准还是比较难做的，比如说场地修复完以后，我是做住宅的、商业的、园林绿化的、景观的，它的风险控制目标对象不一样，修复的标准也不一样。
　　如果是耕地修复，修复后是种玉米、大豆、大白菜、土豆、花生、水稻，标准和手段也是不一样。也许达到一个标准，种水稻很好，但老百姓不种水稻，种土豆，种胡萝卜，种土豆的时候也许很好，但是种胡萝卜就不行了。比如说我把镉修复得很好，达到土壤标准，结果种粮食，种胡萝卜就出问题了，要不停琢磨它的生长习性，对重金属吸收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对标准的制定是很困难的。
　　学界目前有个一个叫做环保产业协会重金属污染防治与土壤修复专业委员会的组织，我是秘书长，机构设在北大。我们环保产业协会现在正在与环保部一同推进做土壤修复的技术目录。
　　目前看来，工业污染场地好做，就几大类。住宅地、商业用地、和园林绿化的标准也不难。现在令管理部门和学界最头疼的就是农田，因为这涉及到每一个人，具体该如何划分还在进一步的讨论和论证中。■
　　（财新实习记者相蕙莲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