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2世纪，中国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朱熹就提出了“天无弃物”的观点。近二、三十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资源日益短缺，处置固体废物并把它转化为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让垃圾“变废为宝”，成为新的能源，通过先进技术焚烧、转化，是一条较为符合“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标准的途径。
    本该是个朝阳产业，可怎么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呢？“垃圾焚烧”走进社会舆论的误区，关键在于在此中没有形成以政府、企业、百姓为三角的稳定关系。
“三化”的最优选择
    先用数据告诉你一些事实。近十年来，城镇居民的垃圾生产量正以10%的速度快速增长，以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区为例，为了消化这些日益增长的垃圾，填埋场已填高达百米，还有5-6年就将达到饱和，杭州已无法再找到合适的垃圾填埋土地。而国外研究表明，1吨垃圾露天焚烧或在填埋场自燃排放的有害气体和二恶英量，远远高于同等垃圾经过现代化焚烧排放水平。来自德国的研究显示，当垃圾被运往焚烧厂时，二恶英单位含量就已达50纳克，生活垃圾经过焚烧后，垃圾中原有二恶英得到有效分解，向空气排放的二恶英只相当于原有含量的1%。
    由此表明，“垃圾围城”已经不容忽视，综合传统垃圾处理的优劣性比较，同时根据垃圾处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三化”标准，“垃圾焚烧”或是最优选择。
　　垃圾从产生开始，就是一种污染，对于它的处理，就是要将污染程度降到最低。
    不得不承认，垃圾焚烧仍然有它的缺陷所在，如就国情而言，我国垃圾分类的普及和实施还不尽人意。但垃圾焚烧技术在我国发展近二十年，已经逐步形成适合于我国垃圾处理的成熟型技术。眼下，国际上对于二恶英排放指标最为严格的是欧盟制定的0.1ngTEQ/Nm3标准。而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仅要求达到欧盟标准，甚至向更高标准趋零排放方向努力。　
“邻避效应”折射三方矛盾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要哪里有垃圾处理项目，哪里就会有民众反对。谁都希望“垃圾围城”现象得到解决，但谁都不愿意将垃圾处理项目建在自家周围。建立垃圾处理项目，解决日益凸显的“垃圾围城”难题，是民心工程、惠民工程，缘何得不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从公众角度看待此问题，“邻避效应”是反对项目的主要考虑，都希望垃圾得到科学有效的处理，但都不希望垃圾厂建在自家门口。导致的结果是，政府的“民心工程”从民心出发，却没有抵达民心。
    “邻避效应”不断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即一些民众对环境监管缺少信心。即便上马项目已通过环评，但人们还是担心企业未必完全按照要求去做。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倘若项目企业为自身小利益而牺牲环境，受害的还是当地民众。
    因此，“邻避效应”不是某一群个体的心理体现，而是政府、企业、百姓三方关系存在矛盾的折射。
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
　　先看新加坡的案例。位于 “花园城市”新加坡本岛西南的裕廊岛，是世界第三大石油炼化产业中心，但在新加坡，很少发生对该项目的抗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新加坡在环境保护方面制定了严格标准。对于大型工业项目的启动，环保部门会在项目设计时加以控制，贯穿开发、运行的每个环节。此外，新加坡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沟通管道的畅通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邻避效应”的顾虑。
    在“垃圾焚烧”的博弈中，政府、企业、百姓三者关系相互依存，也相互制约，关键是形成三方合力。其中，企业的自律性是维持三者关系稳定的首要条件。还有什么是比周边的老百姓看着干净的烟囱、环境良好地企业更有说服力的？
    政府合理科学的规划，以及及时到位的监管措施是维持“三角”稳定的一剂强心针。而老百姓不能只做垃圾的“生产者”，更应成为垃圾处理的主力军，对“垃圾焚烧”多一些理解，从源头上认真做好垃圾分类。
    只有三方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才能真正解决眼下迫在眉睫的“垃圾围城”难题，真正推动垃圾产业科学、稳定发展。


（作者王元珞系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