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首先祝贺我们这次论坛召开。“2014中国环保高峰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这是总书记前段时间提的一个概念。当然经济学界也是有讨论的，既然是新常态，我们以前还是有一个不太新的或者说旧的常态，经济增长的态势是在转换的，具体来讲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经济增长的态势，经济增长的前景到底怎么样。我今天的题目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态势与绿色转型”。最近稍有一点研究，和大家聊聊，分享我们的看法。



   首先我想对目前的经济形势做一个讨论，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增长，但是最近几年发生了一些变化，2008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是保增长，到了2009年是一个回升，到2010年二季度的时候达到一个高点，以后基本上是持续地下降。这样的下降，实际上也就涉及到我们怎么看目前的经济形势。今年上半年应该说经济官方的说法算是总体平稳，但是大家还是感觉到下行的压力相当大的，经济下一步的态势到底怎么来看，最近都在讨论，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属于非常乐观的，说中国经济今后还有20年的8%左右的高增长，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持另外一种看法，这里面主要的问题并不是乐观和悲观的区别，而是我们怎么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把经济发展的规律搞清楚，按规律办事。
说到这我先做一个简单地回顾，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4年前曾经做过一项研究，二战以后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大概有几十个国家先后进入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只有13个经济体进入了所谓高收入社会，大部分经济体是不太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落入了各种各样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即使在这些成功的经济体当中他们也表现出一个规律，比较典型的包括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等这么一些经济体，当他们的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这里提到的国际元是购买力评价的指标，达到这个点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回落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日本和韩国在一半甚至一半更多。日本这样的变化是发生在70年代初期，这是韩国，韩国是在90年代中后期，德国和日韩有点类似，二战以后也是一个快速增长，他们也发生了这样的回落，这个回落发生在60年代后期。
   我们再看看中国的情况，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增长，分析了一下中国的情况，用不同的办法进行测算，包括全国的情况，另外中国有30个省市自治区，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分了六种类型，计算了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包括钢铁、汽车和发电量等等这些指标，最后出来一个结果也是令人相当吃惊的，几乎非常一致，中国经济大体上到2013—2015年的时候也会到这么一个点上，出现一个增长的回落，也就是说经济由10%左右的高增长逐步转向所谓的中速增长，或者中高速增长，发生这样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
   我们4年前这么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出来以后当时多数人是不认可的，甚至是不相信的。但是从最近两三年的情况来看，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推论，而是中国已经实际发生的过程，过去两三年我国已经开始了增长阶段由10%左右的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整个增长率已经降到了8%以下。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个测算，像2013年的时候按购买力评价计算，我国人均GDP中国已经达到了10000国际元，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已经超过这个点了，大家会注意到像广东、浙江，包括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其实两三年以前整个增长速度已经开始逐步放缓了，应该说完全是符合规律的。
   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大家更重要的要关注结构性的变化，中国经济以前存在问题，以投资为主，以工业为主，更多的依靠外需，依靠要素的投入。但是在过去两三年的时间里这个模式正在发生具有长期意义的根本性的变化。消费占GDP的比重在前年已经超过了投资，去年又反过来了，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比重又开始回升了，但是消费超过投资的态势已经确立了。去年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最近几年我国的出口已经由过去动辄20%多的增长速度回落了很多，今年7%多，现在看来完成任务难度相当大，因为去年有一个虚假贸易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零增长，今后几年基本上是一个5—10%的增长幅度。出口的变化有些同志说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了，国际经济形势有好有坏是非常次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出口产业的竞争力随着我们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土地成本的上升以及环境成本的上升，整个的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出口产业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的。另外从前年开始，我国的劳动力总量已经开始减少，劳动力总数已经开始减少，所以中国经济正在逐步地转化成一个更多地依靠消费、服务业、内需，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增长模式。
   发生这个变化以后现在有一些争议，我说中国增长方式这样的转换有些同志是不认同的，他们认为中国还有高增长潜力，甚至说你这样说是不是唱衰中国经济，我认为中国经济是唱不衰的，如果谁说几句话就把中国经济唱衰了或者唱响了，那我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10%还可以增长100年，可以吗？不行的，我们要尊重规律。
怎么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呢？第一，它是一个增长规律，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中国如果能在11000国际元这个点上出现回落，说明中国成功地利用了工业化增长的潜力，中国是一个成功者不是失败者，而且这个时候出现这种回落是符合规律的一种变化，符合规律干事情就是正确地做事情。
   第二，这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前两年听到一种说法，我们主动地调低了速度，这句话的潜台词说什么时候想调高了就调高了，可以吗？是不可以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来了。比如我们将来即使低于7%甚至6%这样的增长速度，从全球范围来讲还是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有一次克强总理也讲了，从我们自己来看，增长速度已经算中幅增长了，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它还是相当高的增长速度，全世界能够上5、6%的增长速度的经济体不多，所以中国仍然是排在前面的，全球范围来讲我们还属于高速增长，所以叫中高速增长。另外我们增长的基数已经很大了，今年7.5%，但是和10年前相比，比如2000年，我们增长1个百分点对应的GDP是1000亿人民币，现在一个百分点对应6000亿人民币。10年前我们一个百分点所能够吸纳的就业人数是80万人，现在一个百分点所能吸纳的就业人数是140—160万人。中国经济尽管增长速度是下降了，但是我们的基数已经很大了，中国经济每年新增的量仍然是非常可观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有很大的需求空间，中国经济仍然是令人鼓舞的。
   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最近两三年到年终或者年初的时候经济有点下滑，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下半年大家会感到往上走，一般的说法就叫稳中向好，但是向好的时间也就是几个月，然后又开始下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中高速增长这个底还是没有找到，在这个底没有找到之前下行的压力始终是存在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上个月底开了一次全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形势的座谈会，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些调研，从全国来讲我们感觉到大体上可以分为这么四类或者五类地区。一类地区就是目前下行压力特别大，黑龙江，一季度的GDP增长是4.1%，河北4.6%，山西5.5%，宁夏6.7%，内蒙古8.3%，当然8.3%其实也不算低，但是比起过去来讲已经跌落一半了，这些地区很大压力，为什么？因为重化工业为主，我们这次主要是重化工业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财政收入包括企业的效益包括债务问题都是比较突出的，压力相当大。另外一类就是沿海的几个大省，包括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等等地方，这些地方增长速度不是很高，大概7—8%之间，但是总体来讲企业的效益还算可以，财政状况还算可以，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比如像浙江的金融问题可能相对比较突出一点。第三类地区，中部一些地区，安徽、江西、两湖、贵州，贵州增长势头还是不错的，四川、陕西、甘肃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增长速度稍微高一点，8、9%，有些还高一点。投资的增长速度和工业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企业的效益和财政状况是分化，有些好有些差。第四类是两个特殊的地方，重庆和天津。这两个地方有点特殊情况，重庆大家知道前几年IT产业特别是笔记本电脑的产业转移幅度比较大，他们现在增长潜力还是有一些。天津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沿海地区发展快的时候他们很慢，沿海地区发展不快的时候他们就快，比较特殊一点。第五类地区，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地方增长率7%左右，但是已经是以服务业为主了，企业的效益和财政状况总体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总体上来看还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差，特别是像就业、企业盈利水平、财政状况等等来看总体上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想象随着增长速度回落可能会变得很差，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目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状况还不应做过于消极的估计。
   目前的这种状况，下一步怎么看？我们现在可能当务之急就是怎么尽快地把这个高速增长的底找到，找到以后我们立足长远，争取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增长速度的转换实现，进入一个新的比较稳定的增长状态。这个增长状态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概念，它就是中高速增长稳定的增长期，或者我们就叫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可以讲很多，但是我想从我刚才讲的逻辑上来讲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中高速增长的底找到了，然后能够稳定来，能够稳定一段时间。比如说稳定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这样我们所确定的2020年的中国经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可以一起达到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到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达到另外两个很重要的目标。因为你现在讲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老外听不懂，全面实现小康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还得解释半天，在国际上有一些通行的标准。一是按照现价美元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到2020年或者推后一两年时间可以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人均收入水平还仅仅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即使如此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现在世行所规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我们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所以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人均收入跨入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到那个时候老外再说起中国来感觉和现在又不一样了。我们中国人出去以后感觉也不一样了，当然我们要警惕，突然间感觉太好会出现一些事情，现在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前景还是我们追求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中国梦，其实还是把我们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刚才我讲的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指标，新常态除了增长率有所放缓之外，关键要稳下来，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质量，我们经济增长实际上有很多质量指标，关键有一个很好的质量。这里面我们讲了“六可”的目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我念完以后都感觉到我念得太顺了，这几个标准要达到中国就很好了，全世界能够达到的国家也不多。但是这个目标我们是需要争取的，如果我们达不到这个目标，无论我们的速度高还是低，最后转型可能是失败的，甚至可能出现很大的坎坷，甚至出现一些倒退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这六可的目标当中，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企业可盈利这一条，这是基础，企业可盈利以后财政才能增收，就业才能充分，企业才愿意雇人，风险才能控制得住，最后资源环境才可持续。企业可盈利这一条实际上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企业的盈利模式，我们在座很多搞环保的企业，中国企业整个增长模式是速度效益型的模式，我们过去经常讲速度慢一点效益好一点，其实我们发现中国是速度高的时候效益比较好，比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甚至更多时候的时候，我们的央企盈利1万亿，因为它有规模经济，单位产品的成本都降低了。当速度降低以后整个企业的盈利水平明显地下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在过去如果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不变，增长速度低于7%，40%左右的企业是要亏损的。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企业2、3%，日本1%，但是大多数企业是盈利的。中国增长速度降低降到7%以下，我们多数企业能不能盈利，和新的状态相适应的盈利模式能不能形成，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中国经济转型不可能成功，刚才讲的六可的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下来更现实一点，讲讲近期的问题，怎么转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前天刚公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一季度是7.4%，二季度是7.5%，上半年整个平均下来7.4%这样的增长速度，总体还是不错的。也就是说还处在我们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区间，我个人的看法，现在我们有时候0.1的变动很多人都很敏感，其实0.1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清大势，这个经济到底朝上还是朝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你走，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搞不清楚的话短期的变化过于敏感往往会使你对长期问题丧失判断，所以沿着我刚才讲的逻辑，我们现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还没有完成，仍然处在过程当中。
   中国的高增长主要什么东西带动的呢？高投资。高投资当中主要三块，基础设施大概占20—25%，房地产占25%，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起来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0—85%，而制造业投资这一块又是一个因变量不是自变量，由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所带动的，所以中国的高投资要下来，一个通俗的解释就是三只靴子要落地，也就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个靴子要落地。中国基础设施投资高峰期是2000年左右，最近几年实际比重在逐步降低，08年的时候我们政府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往上拉了一把，但是很快又下来了。出口已经下来了，过去两三年中国经济有10%左右降到8%以下，就这两个靴子相继落地以后带来的结果。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第三个靴子，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靴子如果落地以后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基本上也就找到了。
   现在房子的问题大家讨论比较多，说说我们基本的观点，中国房地产最近有人讨论是不是出现拐点了，有人说最近是一个低点，再过一两年以后还会出现高点，我想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研究的结果这次出现的拐点不是短期的周期性拐点，是一个长期的拐点。中国在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当中房地产需求的峰值期现在已经出现了，我们两三年已经算过这个帐，构成中国房地产70%以上住宅的需求峰值是1200—1300万套住房，这个峰值预计在今年是能够达到的，达到以后基本上就是走平甚至逐步回调，可能几年以后房地产投资要增长5%难度都相当大，这次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包括前两年很多人很关心，已经有房子或者想买房子的同志，问我你怎么看房地产？我说从我们研究的基本长期的供求关系来讲，我们的研究不支持房价长期地增长，我几年前一直是这么一个观点。现在终于看到了。靴子落地还要多长时间呢？我估计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如果中高速增长的底能够找到，这个底到底是多少，就说我们研究的成果，我们高增长主要是高投资带动的，当高投资落到位以后大概7和8%的增长是维持不住的，6和7%之间有可能会争取，但是难度很大，将来很可能稳定在6%左右，这个是一两年以后，最多两三年，这是我们研究的成果，仅仅是个人观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
   有人还认为中国经济8%增长还可以增长20年，我最后一想如果中国经济再8%增长20年那把美国的距离拉得很远了，8%可不是一般的数字。当然我们除了GDP增长之外，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重视一些我们称之为反映经济运行的素质、质量、效益的这样一些指标，我们称它为质量指标。就业率、企业盈利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风险控制程度等等，这些可能更重要。我们会看到有些地方可能增长速度不是很高，但是这几个指标是比较好的，比如现在东南沿海地区，江苏至少一部分地区可能比较类似这种状况。速度不一定很高，但是这几个指标很好，就很好。有些地方GDP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但是它搞一些大项目，也没有几个人就业，不会吸收多少就业的，企业盈利水平也不高，财政收入现在很困难，特别是风险相当大。最近我到几个地方去调研，投资总量比GDP总量最少大出20%，有些大出一半，我就问统计局的同志，我说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最后也讲不清楚，感觉到风险是很大的。我们既要关注数量的指标更要关注这几个质量的指标，如果这几个质量指标很好可以倒推出来一个增长指标，这个指标我觉得高和低是次要问题，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有这么几个质量指标，它能够过关，它是不错的，其实也就不错。
   这是靴子往下落，不能太急，还是要争取软着陆，中国经济最近一两年存在不确定性的话关键就是房地产这个靴子怎么往下落，是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我们感觉到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用时间换空间，有一定幅度的回落，这个可能全国情况是不一样的，房地产从来不是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它是一个区域性的市场，甚至一条街道街这边和那边房价都不一样。我感觉到北京市区房价往下降是比较难的，但是鄂尔多斯现在已经崩盘了，我今天早上看了呼和浩特的一个报道，他们说面临的就是一个崩盘的危险。北京为什么不行呢？北京买房的人太多了，北京的购买力不仅仅是北京市的居民，谁发财谁就到北京买房子。前年我访问美国在美国亚特兰大类似于一个招商办的机构，里面的负责人是上海的留学生，我说你在忙什么？他说在做中国的吸引投资。我说你平时在哪呆着？他说我在北京。在什么地方？说驻京办。佐治亚州在北京还有驻京办？他说美国已经10多个州在北京有办公室了。我一想为什么北京房价这么高呢？它的需求是全国甚至全球性，情况不一样，我们还是主张房地产以后如果要调控的话把权力更多地给地方，中央可以提出一些调控的目标，房价基本稳定。现在是不可能大起，但是也不要大落，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特别是要控制金融风险。很多地方政府这几年就是靠土地或者卖地的收入去银行贷款，如果房地产下得太快整个一系列的风险，包括银行的风险、地方政府财政的风险都会爆发，所以房地产怎么让它平稳地落下来。
   目前经济形势怎么来看，我们感觉到尽管上半年形势达到4%还是不错的，下半年可能普遍还比较乐观，很多人说是下半年应该比上半年好，但是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个基本的逻辑，我们房地产这个靴子没有落地之前其实下行的压力始终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并不做出一种过于乐观的判断。如果说短期之内经济下滑的速度过快，政府的刺激政策需要正名，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手段，关键问题看你刺激的内容、刺激的方式、刺激的结果，刺激本身并不是一个坏词，现在一谈刺激好像就成了非常负面的词了。当然08年强刺激，这一轮叫微刺激，很多人说中央是微刺激，地方是强刺激，说法很多。
第一，如果短期之内下滑速度过快，政府宏观政策还是要采取措施。但是宏观刺激措施目的是托底盘，不是把它推高。再一个我们这种刺激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还有我们这种刺激措施要瞻前顾后，要考虑短期的刺激效果和长期的发展，特别是长期的结构调整至少你不要给它设置障碍，不要给它造成后遗症。中国目前的需求潜力还是比较大的，问题是相当多需求的潜力是受到体制上的约束释放不出来，所以目前至少有一部分刺激是可以和改革结合起来的，现在我们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有很多领域当中深化改革，通过改革把一些体制上的障碍能够打破，把这些增长的潜力能够释放出来。所以我想我们如果一定要用刺激这个词的话，我们造了一个新的概念，改革是刺激，把改革结合起来释放自己新的增长需求或者活力。比如说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这个我们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前一段时间我们政府简政放权，特别是放宽准入、简化企业的注册手续，中小企业的注册数量是明显地上升，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我们感到这个是不够的，对基础领域来讲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基础领域基础产业基本上都是大企业，放进去小企业实际上也进不去，这个领域当中既要放小更要放大，放进去一些大的新的竞争者，特别是非国有的民营的大企业。
   比如像铁路改革，中国的高铁发展潜力还是很大，而且高铁发展了以后对我们的资源配置和整个生产力布局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个潜力是有的。中国需要建高铁，中国也有很多钱，但是铁路部门的投资应该投吗？铁道部包括我们改革以后的中铁公司负债率在70%以上，你敢跟它借钱吗？不是说它没有投资的潜力，而是机制不行。我们改革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考虑，拿出一些线路、区域来，你就组建一些社会化的包括地方政府和社会上的民营资本，让他们具有决策权，让他们能有清晰的盈利模式的这样一些新的公司组建起来。
   比如电信领域，前两天总理召开座谈会的时候，讲到互联网领域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是因为以前中国看不到，没有人管，竞争很充分，上得很快。如果政府很关心的，很喜欢进行指导包括支持的，一般最后是要出问题的。互联网因为它看不见，是新的东西，以前根本不注意怎么回事，就起来了。但是目前基础电信这块费用比国际上高得多，我们能不能除了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之外搞上一个以社会资本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的电信运营商，其他都是国有的，你让它进来搅合搅合，把电信的费用往下拉一下。感觉到这个方面竞争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比如石油领域，对几桶油意见很大，现在也有人提出建议，在上海自贸区能不能搞一个石油的交易中心，这样我们所谓定价权的问题，中国现在石油的购买量很大，国际上没有定价权，期货、现货都可以，石油成品油和原油放开，包括一些地方，也可以让它发展，包括加油站都可以发展。另外上游领域像我们几大石油企业，包括现在要发展页岩气、天然气，我们现在能源结构要调整，要以气来替代煤，民营企业也很有积极性，能不能把它放进去，让他们搞一些开发，把这些东西也都放开。我就举几个例子，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以后潜力还是很大的，中国投资的潜力还很大。房地产基本上采取软着陆的政策，制造业转型升级这个潜力也很大，我们提个建议，还是要推动创新，特别是中国现在服务业已经超过制造业了，制造业其实还是根基，服务业当中很大一块是为制造业服务的，所谓生产性的服务业，中国一定要吸取一些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采取加速折旧等等政策，服务业我们空间更大，中国服务业将来会出现一些什么变化我们现在很难预期，关键问题一个是对外开放，再一个对内开放，潜力都很大。我们中央领导同志包括习总书记、克强总理都在强调我们是要深化改革，通过改革以后把增长的潜力、发展的潜力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应该说今后保持一个6—7%，中国的增长速度仍然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增长质量和过去比较起来将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我最近到贵州开了一个国际生态环境论坛，我们刚才讲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环境的问题，我们的环境确实现在不可持续，最直接的就是PM2.5，现在北京很多人出门以后都戴一个口罩，我们有时候晚上吃完饭出去散个步，看看PM2.5是250，重度污染，出去还是不出去，很犹豫。所以现在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是不行的。
   中国经济的转型我觉得含义可能比较多。第一，经济结构的转型，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将会以消费、服务业、内需为主，义务更多是要发挥创新的优势。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增长颜色的转换，我们过去的增长是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下一步要变成绿色的，让它绿起来，但是这个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从我们讲经济学的角度，前两天我们在贵州那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说是中国经济现在正在回落，你讲绿色转型可能吗？我们说就是因为它回落了所以我们才要转型。
一方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好变得比以前娇气了也好，讲究比较多了。过去能喝上奶就行了，现在要讲奶里面含有什么什么东西，百分之多少。空气现在确实不如以前了，但是人对空气越来越讲究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要求，愿意为良好环境在内的生态品质付费，我强调付费的概念，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做环保产业的这是需求的基础，如果大家都不在乎这个事，环境无所谓，你的环保产业也搞不下去。另一方面，我们过去搞环境保护，办个工厂，排点污水、废气，我排了以后最后企业利润就比较高，现在政府说是要治理环境，那没办法，最后搞出一些环保的设备来，把环境治理一下。但是你要增加你的投资，提高你的成本。总感觉到环境保护绿色发展这是一个负担，我觉得我们现在转变观念，绿色发展不是一个负担，是一个新的机遇，是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增长点，是我们需求和创新这个方面新的增长点，它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所以一定要转变观念。绿色发展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者经济发展的方式，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新的机遇，并不仅仅是一个负担，这个道理诸位都懂，但是我想道理一定要大胆宣传，这样我们环保产业搞起来才是有滋有味的，才是理直气壮的，是有根据有底气的。
   现在我们面临什么问题呢？总书记讲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到一些地方看过，他们说你们城里面看绿水青山挺稀奇的，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没有什么感觉，我们缺的是钱，我们也要发展。对这些地区来讲他们到底怎么发展，如果不解决发展问题绿水青山是守不住的，前几年我们搞节能减排，所有地方都一起做，他们感到不公平。
我们怎么走出一条既保护生态环境又获得发展机遇的新的路子。我讲两个思路。绿色标准+绿色金融。我们现在搞这个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不只是一个概念，是有标准的，诸位也都知道，我班门弄斧了，国际上逐步形成一些新的标准，比如现在建筑、交通、生产、生活方式、环境等等一些标准，能不能把这些标准进一步地确立，把它系列化，统一，以后我们搞绿色发展的时候按照这个标准进行实施，这是第一点。然后我们就有可能争取到什么呢？资金问题怎么解决。最近国内讨论比较多的是绿色金融的问题，绿色金融什么意思呢？道理上来讲环境问题，比如对环境的破坏，比如现在二氧化碳的排放是一个负的外部性，怎么把这个负的外部性的问题解决，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对绿色发展实际上可以用一些公共资源来进行支持，所谓绿色资源什么意思呢？政府可以对这些按照绿色标准进行建设和发展的项目，对这部分金融资源给予一些特殊的支持。像英国已经有绿色银行、绿色证券，绿色证券是可以免税的，各种类型的，包括我们以后搞政策性金融，很大一块实际上应该是绿色的政策性的资源成为政策金融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能不能搞一些实验，包括一些地区，这也成为下一步金融创新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于贫困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推动碳排放权的交易，有些地方比较落后，但是山清水秀，但是要发展，现在又不能让它搞工业了。关键的问题我山清水秀，我守住绿水青山，我保护生态环境，我带来的收益如何让它显性化、货币化、市场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由于缺少强制性，买方是很少的，交易不活跃。所以我们讨论一个思路是什么思路呢？能不能在一些特定的地区，最近我们在贵州也跟他们讨论这样的方案，比如说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绿色发展的基金，这个基金可以由中央给的生态保护的基金，包括扶贫的基金，地方政府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资金。另外像世行，它在绿色发展方面也有这方面的投资，再一个就是一些大企业，比如贵州他们讲用了贵州的水、电，把污染留在了当地去发展，你们对这个地区是有负债的，你应该出点钱。总的来讲是多方面地筹集资金建立这么一个绿色的资金，然后欠发达地区保护生态环境。再一个通过保护生态环境以后创造了碳汇，进行碳排放交易。谁来买呢？由这个基金首先来进行买，把这个市场先做起来。实际上第一步开始的时候相当于政府的补贴，但是这种补贴是一个市场化的机制。市场有了以后其他买家也会陆续进入。我们最近讨论的这么一些思路非常粗糙，但是感觉到我们现在讲绿色转型，讲绿水青山，讲这些东西不要光停留在口号上，关键是让它做实落地，怎么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一些管用的政策和办法，这样诸位在座的环保企业你们的企业会越来越大，生意会做得越来越大，中国的天就更蓝水更绿，绿色发展中国很可能就走在世界的前面，中国的转型也会提供很多对全球很多国家很有意义的一些经验。
   我今天说的观点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本人也是一个研究者，只是讲一个研究者个人的意见，和单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对错都是和个人有关系，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