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２３日关停一座大型燃煤热电厂，替代的燃气热电厂同日正式投产运营。未来两年，北京还将关停多家燃煤热电厂的燃煤机组，改用燃气机组。这种“煤改气”的做法，是首都遏制雾霾污染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无可讳言，这种做法难在全国普及，无法成为多数地区雾霾防治的“撒手锏”。

　　 煤炭在燃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粉尘、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大气污染物质，而清洁能源天然气几乎是污染零排放，“煤改气”的环保效益十分显著。北京采取“煤改气”，通过中心城区无煤化、削减电厂用煤等办法，力求在２０１７年前将燃煤总量控制在１０００万吨以内，无疑是必要的，也是经济上可以承受的。

　　 但我国是个多煤、缺油、少气的国家。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60%以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认为，２０年内，煤炭仍是首要资源。从国际市场大规模进口天然气，受制于海外供应能力、自身运输能力和地缘政治因素。页岩气仍是“潜在资源”，尚不具备大规模“现实产量”，核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也各有其技术难题，诸多远水难解近渴。

　　 燃气成本较高和我国天然气供应能力的有限，决定各地走“煤改气”清洁空气之路必须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而不能不顾资源约束，一窝蜂大上“煤改气”项目，否则，不但经济上难以承受，也会应天然气供应跟不上产生供应紧张，“上气不及下气”的问题。

　　 专家认为，我国应立足国情和现实，将煤炭清洁化利用，治理“散煤燃烧”等问题作为治霾的着力点。

　　 去年９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全面整治燃煤小锅炉，加快重点行业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工程建设”。

　　 我国燃煤中，约有２０％是分散使用的“散煤”，比如小锅炉、家庭取暖、餐饮用煤等。这些单位和家庭是无法和火力发电企业一样采用环保装置脱硫、脱硝、除尘。因此，治理大气污染不可忽视量大面广的工业锅炉和农村取暖等使用散煤排放的污染物。

　　 问题是，我国对工业锅炉等“散煤”依旧底细不清。３０％－７０％的锅炉地处人口区，且是低空排放，对人体健康危害大。不解决这一块，我国的煤烟型污染治理难有起色。

　　 据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汉臣估算，工业锅炉、家庭取暖、餐饮用煤等“散煤”的煤炭消耗量在６亿吨－７亿吨，占全国煤炭消耗量的２０％，仅次于电力行业，在非电行业最多，排放二氧化硫接近１０００万吨，与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硫齐平，排放氮氧化物是３２０多万吨，位列第三，仅次于电力和机动车，高于水泥行业排放总量。因此，“散煤”因其难以集中治理导致单位燃煤治理成本高，应是“以气代煤”的重点。

　　 目前，我国可利用的国内外天然气资源有限。如何用好这些有限的气源十分重要。目前，各省区市都有压减燃煤任务，各自积极向国家争取天然气供应指标。专家建议制定压煤目标时，要将天然气这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散煤燃烧的污染，比集中燃烧造成的污染严重很多。比如，国家要求烧‘无烟煤’，但散户就烧‘有烟煤’，导致重污染很难治理。”曹湘洪说，同样压煤１０００万吨，压散煤难度很大，但压大企业用煤相对容易，于是一些地方制定减排政策“避重就轻”，将宝贵的天然气资源用在可通过煤炭清洁技术有效减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