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垃圾管理是城市政府的头疼问题。但有新政推行，如垃圾分类动员、中转设施建设、焚烧厂项目上马，市民轻则批评，重则抗议，政府不免百般为难，甚至焦头烂额。无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或是其他二三线城市，概莫能外。

　　试图改善城市环境的垃圾管理之所以不被理解，主要是由于政府决策未能达致市民要求。这并不难理解：一来，政府对垃圾了解甚少、信息不够，回应问询或挂一漏万、或口径不一，宣传解释缺乏说服力。二来，政府与市民互动欠缺、亲和不足，面对质疑或不善聆听、或固守己见，决策拍板缺乏参与性。由此，市民难免产生官员“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想象乃至不满。

　　那么，垃圾管理如何走出困境呢？实际上，市民的成见或源于信任缺失、或源于不满累积，但更直接的是源于政府的信息提供不足、备选方案有限、政策决策封闭、答疑解惑不细、危机处置不当。笼统而言，这表明政府还不够“接地气”。

　　如此一来，垃圾管理不妨试水“大数据”。具体是建立以信息众筹和决策互动为特征的垃圾管理大数据系统。它既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常态传送的政务信息，譬如垃圾管理的法律规章、标准细则、部门职责、机构编制、财政税收数据以及可能与之具有关联的经济成长、社会发展、人口状况和空间布局等信息，又如全市垃圾收运时点、线路、场所和各类资源回收主体目录、布点和运营状况，以及后端处理设施规模、运营情况、在线监测数据等咨讯。也包括市民和单位按照设定标准提供的垃圾信息，譬如有关垃圾当日产量、组份及比例的动态数据；还包括例行发布的政策咨讯，譬如垃圾议题的网络探讨、垃圾数据的专家在线分析，备选方案的公众电子审议、领导批示、部门意见以及决策情景纪要公开呈现等等。

　　一方面，大数据有利于垃圾政策更加符合实际，推进决策科学化。包括政策方案更能回应城市的垃圾问题，譬如从大数据中可以挖掘经济成长、社会发展、人口变动与垃圾增长的关系，以及垃圾总量、处理设施库存和增设规模的合理设计。也包括政策方案更能挖掘垃圾的资源效益，譬如海量数据间接呈现的家庭规模、成员特征、经济条件、消费选择等信息，蕴含着政府公共管理的精细化契机和生产消费定位的精准化商机。还包括政策方案更能预估决策的得失利弊，譬如各类政策执行支出增减、垃圾分类成效信息直接呈现的市民注意力、支持度、参与率变动以及特定政策的经济社会风险。

　　另一方面，大数据有利于垃圾管理更加贴近民意，推进决策民主化。包括破除政务信息的“孤岛效应”，促进部门间竞争与合作，使决策更具协同性。也包括促进政府与市民之间更多倾听、沟通、辩论和妥协，使决策更具商议性。还包括促成专家学者意见、媒体建言献策更多被纳入方案设计，使决策更具参与性。

　　当然，推行大数据垃圾管理面对不少难题。一是如何设计用户友好型信息系统以及引导推进垃圾数据众筹，这涉及标准设定和宣传动员，为技术难题；二是如何处理垃圾数据开放与应用的公众隐私保护，这涉及个体自由和公权边界，为伦理难题；三是如何破除政府部门信息的选择性公开、滞后性公开和应付式公开，这涉及行政观念和部门利益，为政治难题。

　　尽管如此，困难并非止步的借口，方向就是行动的理由。大数据汇集了垃圾管理的“云信息”、“云智慧”，更加接近民情，更能通达民心，

　　政府何妨借之“转作风”、“接地气”——这既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也是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切题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