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凉

    听说过“垃圾围城”，却很少有人知道垃圾都去哪儿了。是挖个坑，埋了？还是一把火，烧了？其实真正了解垃圾处理工艺的人并不多。事实上，传统垃圾处理的确以卫生填埋为主，但近年来随着相关工艺水平的改进与提高，垃圾焚烧发电发展势头迅猛，已然成为主流。
    先进淘汰落后，新事物取代旧事物，这本该是自然规律。然而，近年来，因垃圾焚烧引发的“邻避事件”接连被媒体曝光，不仅使垃圾焚烧相关讨论话题迅速升级，而且也暴露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尴尬。
    所谓“邻避”，即“NotInMyBackYard”，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强烈、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行为。
    垃圾，烧还是不烧？或许已经不是个问题，至少已不再是个难题。但垃圾厂，建还是不建？在哪建？怎么建？却始终没有定论。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博弈中，政府、企业、民众，三方当如何自处与共处？垃圾问题究竟能否依照科学程序解决？谁才是解开“铃铛”的关键所在？

    垃圾焚烧重蹈PX覆辙？

    2014年最热门的环境与民生事件是什么，答案无疑是反垃圾焚烧。
    9月13日，网曝“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部分群众反对当地拟新建的垃圾焚烧厂，并自发上街表达诉求”，后官方声明此项目实为该市生态环境园中的一个，而该园是集垃圾分选回收、无害化填埋、焚烧发电、生化处理、综合利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循环经济型示范园区。尽管媒体报道“现场情况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堵路、打砸抢烧等过激行为”，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质疑情绪在一部分民众间依然如风一样的存在。
    类似的情况还曾发生在湖南湘潭。今年4月，湘潭市政府拟在当地的九华示范工业园区建垃圾焚烧项目，但项目开工没多久便遭到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诸多教职员工的反对， 因为公众意见强烈，湘潭市政府在5月下旬通报项目强制停工，迄今已有三个多月，七亿多元的投资就这样“悬停”在那里。但是，以现在湘潭的垃圾处理能力计算，到明年5月全市1000吨/天的垃圾将无处可以接纳，这种形势下，仅依靠百姓反对去推动事件进程显然是解不了燃眉之急的。
    影响更大的事件发生在杭州。今年5月上旬，杭州余杭区中泰乡拟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引发了包括杭州城区居民、中泰乡辖下村村民的担忧。从5月9日起，不断有城区居民和中泰乡村民到规划建造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九峰村聚集，并封堵路经当地的省道和高速公路，一度造成交通中断，并有人趁机打砸车辆及人员。
    一边是日渐饱和、无处消纳的生活垃圾，一边是谈“烧”色变、闻“烧”必反的普罗大众，这便是当下中国多数城市垃圾处理现状的真实写照。这看起来与几年前的反PX热潮有几分相似。2007年，厦门“有史以来最大工业项目”——总投资额108亿元人民币的PX项目因民众反对强烈而停产。此后数年，大连、宁波、昆明、茂名等地相继上演反PX事件，其演绎程度俨然一部电视连续剧。
    不禁要问，同样是涉及环境及民生的大型工业项目，同样是动辙几十亿上百亿的投资规模，垃圾焚烧会不会重走PX的老路呢？对此，业界莫衷一是。

    “反烧”和“反建”是两回事

    一个饶有意思的现象是，每当反焚烧事件发生时，总会有个别敏感人士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拔刀的拔刀，亮剑的亮剑，大肆宣扬垃圾焚烧危害论。而“二噁英”一词的出现直接使反烧派找到了“理论依据”。
    不少公众担心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从而反对将焚烧厂建在自家门口。那么，垃圾焚烧是产生二噁英的罪魁祸首么？
    对此，被媒体冠以“二恶英研究泰斗”称号的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郑明辉表示，实际上目前生活中二恶英排放源很多，空气和食品都含有二恶英，全世界任何角落都有。而生活垃圾燃烧排放的二恶英量是非常少的，预计不足总排放源的百分之一。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聂永丰教授也指出，作为垃圾处理方式的一种，焚烧在国外已发展百余年，技术成熟。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引进垃圾焚烧技术，至今也已经历20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垃圾焚烧具有占地面积小、处理速度快等众多优势，对于人口密集、土地资源稀缺、经济发达的城市，焚烧无疑是处理垃圾的首选方式。
    而针对被外界诟病的国家标准偏低问题，此前，环保部和国家质检总局刚刚发布了《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其中二恶英类控制限制在用国际上最严格的标准。
    那么，为什么仍有很多人反垃圾焚烧呢？聂永丰认为，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对政府过去所作所为不满意，包括专家把话说得太满了，不管是反焚烧的，还是赞成焚烧的，可能有的说得太过头；二是建垃圾焚烧厂涉及到人们心理承受的问题。
    其实，垃圾烧还是不烧，在多数人看来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甚至已经不能称之为问题，即使在那些暴发过恶性事件的城市或乡村，民众纠结的也早已不是烧不烧的问题。垃圾焚烧，可以；建垃圾焚烧厂，也可以。但是，在我家门口建，对不起，不可以。湘潭某知名环保志愿者就曾公开表示，我们不反对垃圾焚烧，但如果能把湘潭的垃圾搬到株洲去烧，“那便是极好的”。
    对此，郑明辉解释，其实“反烧”和“反建”是两回事，如果是“反烧”，还可以讨论，焚烧有什么问题，看能不能解决；如果是“反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据了解，按照计划，我国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要建造大约300家焚烧厂，国家的目标是将焚烧处置的生活垃圾比例从2010年的18%提高到2015年的35%。从这一层面来看，建设垃圾焚烧厂势在必行。

    政府应担当桥梁纽带

    纵观几次反焚烧事件，不难发现，信息不对秤，缺少顶层规划是事发主因。
    杭州事件因为“政府没有就此事向百姓进行科普和信息公开，大家感觉这是一件严重的坏事”，因此反应激烈。而湘潭垃圾焚烧项目频频受阻则是因为一些民众“质疑政府在建设、规划等某些环节的审批手续不全”，希望给个“合理的说法”。
    各群体、阶层之间的相互脱节是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解铃还需系铃人，政府作为项目主体，理应有所担当，以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一有人反对就搁置，搁置之后呢？造成的损失谁来买单？垃圾围城的问题如何解决？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表示，垃圾焚烧场建在家门口，“看着不舒服是肯定的”，但是受益的是大众，影响的是小众，所以就剩下一个博弈的问题，这就涉及到选址的科学规划问题，还有公平公正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利益回馈，但是不是生态补偿，而是建一个焚烧垃圾厂给周围带来产业升级，给老百姓带来生活和就业环境的升级。
    郑明辉也提出，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是社区回馈工程，为了平息民怨，台北市北投垃圾焚烧厂当时投资70亿元，留下20亿元做了社区回馈工程，包括在周边兴建了公园、游泳池和图书馆等设施，“社区周边品质提高了，这时候老百姓不会万众一心的反对了”。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也表示，反建和反焚烧是不同的概念。反建是一个社会问题，反焚烧则是一个技术问题。现在国内垃圾处理出现这么多问题，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我们现在把责任推到垃圾焚烧这一块，把解决问题的办法推给专家，这是不合适的，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问题。”政府首先要明确，并向老百姓宣讲，垃圾焚烧厂必须得建；其次还要灵活，遇到问题不能回避，不能搞一刀切，以大局为重。
    杭州、湘潭两地百姓因为政府不公开甚至封锁信息而担忧，但广州“垃圾分类万人行”和市长带头讲解垃圾处理的做法却得到诸多肯定，“至少态度诚恳，比较能接受，而且老百姓也了解了政府的做法和目的。”
    而“四年磨一剑”的北京垃圾焚烧厂选址，最终舍弃六里屯，落户鲁家山，也是政府积极推动的结果。据了解，今年11月，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将正式投入使用。作为北京市最大的垃圾焚烧厂，该厂焚烧垃圾产生的余热用于周边居民的冬季供暖，转化的电能将输到华北电网，为城市居民供电。
    另据统计，去年全北京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9.3%，其中城六区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建成4座生活垃圾焚烧厂，每天最多可以处理垃圾5200吨。垃圾焚烧、生化等资源化处理比例将占到53%。预计到2015年，焚烧和生化处理比例将达到70%以上，填埋处理比例降至30%以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垃圾焚烧项目在中国遇阻的根本原因，不是公众对垃圾焚烧的无知，而是政府的决策机制呆板、老化、走过场。政府的角色不该是为垃圾焚烧的化学属性做注解，也不是谋求表面上的“和谐”，而应是在项目决策的全过程中做到公开透明、合理合法，提高公众参与度与公信力，真正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最终推动城市“垃圾围城”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