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处置，正在成为多数城市发展的“拖累”。2/3的大中城市“垃圾围城”，1/4左右的城市无适合场所堆放垃圾。

　　4月下旬，《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浙江宁波和江苏江阴、常州等地采访时发现，每年，这些城市用于生活垃圾处置的投入十分巨大。

　　仅以垃圾焚烧项目为例，宁波一个日处理1500吨的垃圾焚烧项目投资就高达7.5亿元。在江阴，日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的垃圾焚烧项目，总投资也达到5.93亿元。当地已经没有垃圾填埋场可用。

　　在常州，由于城市用地十分紧张，一家日处理800吨、总投资4.1亿元的垃圾焚烧厂不得不建在城市中间，与居民区仅隔一条马路。常州市市政管理局垃圾焚烧监管办主任蓝玉华告诉本报记者，监管办要派人常驻焚烧厂，24小时严密监视垃圾处置和污染物排放情况。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课题组（下称“课题组”）5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大且增长快速，从1979年的2508万吨增长至2012年的17081万吨，增加5.8倍。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课题组首席专家宋国君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我国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远高于统计资料显示的末端处置成本，生活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被低估。

　　垃圾“四化”处置不理想

　　近年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用城区无害化处理率表达）逐年提高，2012年达93.43%。

　　“但如果考虑市辖区的农村部分，则无害化处理率仅为62.02%。”宋国君说，为数不少的城市无害化处理设施的空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排放信息缺乏，不足以证明连续达标排放，“一些末端处置支出很低的城市，超标排放的可能性会较高。”

　　5日，课题组公布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报告》称，有很多城市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焚烧厂并没有实现废水、废气连续达标排放，未严格执行排放标准，如广州市两个垃圾卫生填埋场废水、臭气超标；江门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地下水监测严重超标；深圳市垃圾填埋场臭气严重超标；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存在超标排放现象；哈尔滨市区生活垃圾简单填埋比重较大，无害化处理率存在高估。

　　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前提下的低成本化”一直被业界推崇。

　　课题组研究发现，这“四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无害化水平不高，且缺乏连续达标排放的证据；减量化没有进展；资源化水平低，回收率并不理想；垃圾处置社会成本被低估，不利于刺激减量。

　　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活垃圾填埋工程》编制组的数据也显示，近年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平均每年以近9%的速度增长，人均年产生活垃圾量达到440千克，北京等城市的增幅更高达15%~20%。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的有70多亿吨，占地5亿多平方米。

　　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底，全国共建有540座垃圾填埋场，填埋能力31.1万吨/日，全年填埋总量为10512.5万吨。约72.6%的城市生活垃圾采用填埋处理。

　　垃圾处置成本有多高？

　　处置这些生活垃圾需要多少钱呢？

　　目前，全国没有一笔清楚的账目。本报记者从环保部拿到的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仅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的投资就达到2636亿元。

　　其中，无害化处理设施投资1730亿元（含“十一五”续建投资345亿元），占65.6%；收运转运体系建设投资351亿元，占13.3%；存量整治工程投资211亿元，占8.0%；餐厨垃圾专项工程投资109亿元，占4.1%；垃圾分类示范工程投资210亿元，占8.0%；监管体系建设投资25亿元，占1.0%。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低成本化”，在以往并不被外界所关注。

　　宋国君对记者说，“低成本化”是在实现无害化处置的前提下的管理目标。核算政府管理的资源占用与耗费，可以帮助确定政府的效率与社会效益。

　　生活垃圾投入主要涉及收集环节、转运环节（运输环节和转运站环节）、末端处置环节。

　　课题组测算显示，2012年，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单位垃圾处置成本（其中，111个城市有数据）均值为85元/吨，较2011年增加10.8%。最低成本为抚顺市的6.5元/吨，最高为曲靖市的375.7元/吨，北京市为151.2元/吨。

　　生活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十分巨大。社会成本包括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和卫生填埋成本等。

　　以北京为例，151.2元/吨的处置成本包括垃圾处理厂的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维护费用（能源消耗、设备维修、人员工资、管理费及与垃圾处理厂运行有关的其他费用），仅占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的9.9%。

　　课题组公布的测算结果显示，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清运量648.31万吨，按照1530.7元/吨的全社会成本，垃圾管理的社会成本总额达99.23亿元，占北京市当年财政支出的2.1%，人均垃圾处置支出高达480.5元/年。

　　“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非常高，垃圾减量刻不容缓。”宋国君认为，2015年开始执行的北京市非居民生活垃圾300元/吨的收费标准显然严重偏低，需要按照全成本付费，不应当补贴。

　　“如果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无重大进展，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不会有明显减量。”宋国君说。

　　另外，我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水平低。对全国和典型城市废纸、废塑料资源回收率估算结果表明，资源回收率并不理想。北京、本溪、牡丹江、苏州等城市纸类回收率分别为25.32%、24.74%、61.52%、20.11%，城市间差异大，进一步回收的空间较大。

　　一般来说，生活垃圾清运量越多，需要的市容环卫车辆设备就越多。但调查发现，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情况并非如此，人均垃圾日清运量几乎没变化，而每万人市容环卫车辆设备数逐年增长。

　　数据显示，2006年每万人市容环卫车辆设备数为1.57台，到2012年为2.34台（多数城市在2台/万人左右），而2006年人均垃圾日清运量为1.19千克，2012年为1.12千克。

　　“设备投入与垃圾清运量不一致，可能一部分设备处于闲置状态，即存在资源浪费。”宋国君说。

　　从2000年开始，广州、杭州、厦门、深圳等8个城市试点垃圾分类，历经15年。但调查发现效果并不好。

　　宋国君介绍，广州密闭车清运量所占比重仅为88.63%；只有杭州、桂林实现了生活垃圾全部无害化处理，其余城市均未达到100%无害化，广州仅为80.38%；杭州、深圳、厦门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较高，分别为1.75千克、1.27千克和1.21千克；每万人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投入数量北京最高，为5.26台/万人，其次为杭州和厦门，而深圳最低，仅为1.05台/万人。

　　生活垃圾管理需关口前移

　　本报记者在浙江、江苏、北京等地采访时注意到，与国外垃圾焚烧厂不同，国内的焚烧厂全部需要设置滤液池，还要有多道工序处理污水。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介绍，在生活垃圾中，餐厨垃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目前餐厨垃圾的成分中，85%以上是水分。而在国外，生活垃圾中的含水量很少，许多餐厨垃圾直接在家中就处理掉了。

　　本报记者在“2013北京国际环保、环卫车辆、废弃物及资源化利用展览会”上就了解到，在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家庭的厨房水槽下都安装了一个插电的小机器——食物垃圾处理器，餐厨垃圾通过食物垃圾处理器研磨成细小颗粒，再通过下水道流入污水处理厂处理。2009年，食物垃圾处理器就被列入美国国家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在80%的新建住宅内安装。

　　广东某政府大院食堂安装了食物垃圾处理系统，每小时可处理200公斤食物垃圾，处理后的厨余即可变成有机肥料，其重量体积较处理前的餐厨垃圾可减少85%，压榨出的水分被排入排水管道，可实现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

　　日本一般把垃圾分为四类：可燃性垃圾、不可燃性垃圾、批量印刷废纸类、瓶瓶罐罐类，甚至瓶盖和瓶子都要分别存放。垃圾收集部门每星期分固定的时间沿途回收分类好的垃圾，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规定。

　　如此分类利用，生活垃圾的处置量就会明显下降。

　　2010年4月，住建部、发改委、环保部共同制定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提出，应尽可能从源头避免和减少生活垃圾产生，对产生的生活垃圾应尽可能分类回收，实现源头减量。

　　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也提出，选择一批有条件的城市和县城，在已启动餐厨垃圾处理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动餐厨垃圾单独收集和运输，以适度规模、相对集中为原则，建设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

　　“很明显，生活垃圾管理需要关口前移，在家庭和办公室就进行源头分类，通过分类实现减量化和资源化，最终可以降低无害化处置的成本。”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