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财长盖特纳亲自主刀的对金融机构的“排毒”计划虽然最终效果尚有待检验，但是，其利用政府和私人部门资金处置银行“有毒资产”的做法，我认为是朝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向了正确的一步。对中国政府来说，也应该和民间经济与民营资本合作，共同来应对危机。


    盖特纳在计划公布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政府不能独自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判断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同市场合作。盖特纳的意图不仅是想利用私营部门的竞争来确定目前停止流动的资产的市场价格，以及通过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借助市场的力量，尽可能分散政府和纳税人面临的风险；它背后蕴涵的哲学基础其实是，市场或者民间，而不是政府，才是最终解决问题所要倚赖的对象。因为，只有在市场中自由决策的私人，才是市场的真实决策者。从而，是每一个具体的私人，而不是面目模糊的政府，代表着市场的信心。换言之，市场信心来自于可以自由决策的民间投资。


    我们看到，在应对这场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政府的干预力度过强，则可能损害乃至窒息经济中本应具有的市场元素。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性的经济体来说，更是如此。欧美对危机的政府干预是建立在全面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上的，所以很难造成整个经济体系的逆市场化；但中国不同，作为一个转轨经济体，行政干预本已存在，国企垄断优势明显，政府对危机的强力干预，只会进一步弱化混合经济中的市场机制，抑制民间经济的发展，从而延缓市场化进程。


    中国对危机的处置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这是应对危机的最主要举措；二是结构性减税；三是提高全民的保障水平。但政府4万亿投资的主要受益者是国企和垄断行业，5000亿的减税也主要落在国企头上。因此，民间投资和民企发展的空间极可能被政府支出和国企的投资冲动与垄断所挤压。


    改革以来，虽然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间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总体而言，经济发展的主推力，来源于政府的支出和国企投资，而且越到后来，这一趋势越明显。政府主导经济体制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乃至政府成为市场的主体，它的后果就是民间投资持续萎缩，民营企业活力渐失，并导致居民消费下降，国内需求下滑。


    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民间经济的充分发展，民间资本不能自由投资，不但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会失去广泛的基础，收入分配和民生问题的不断改善会失去广泛的基础，中国的长期发展也将失去广泛的基础。虽然在目前的金融危机时期，需要更多发挥政府的力量，但政府作用的发挥不应以损害民间经济的发展为代价，相反，政府投资要带动社会和民间的投资。所以，如果不向民间资本开放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原本由国家垄断的行业，那么，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危机应对之下极可能得以固化，结构失衡也将长期化，甚至出现旧体制的复归。


    经过二、三十年的财富积累，中国民间其实并不缺钱，这从中国的高储蓄率可见一斑。中国的问题在于，一直没找到一个如何调动民间资本的办法。盖特纳对银行“有毒资产”的处置，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这就是，要避免政府陷入单打独斗的尴尬处境，唯一的办法是从准入、财税、金融等方面为民间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加快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其中。

（本文作者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多家报刊专栏作者和特约作者，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文中所述只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