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五”到“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污水治理市场经历了迅速的发展。2000—2014年，城市污水处理厂从481座增加到3802座；污水处理率由34.3%上升至90.2%。可以预见的是，市政污水处理领域已趋于饱和，环保企业开始纷纷寻找新的“蓝海”：农村污水市场。
农村污水处理，水务领域的另一个新“蓝海”。
从环保产业的构成来讲，污水治理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板块。而在污水治理当中，市政污水治理又是长期以来的主力。但是，经过过去十多年的发展，2006年—2013年，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已经从55.7%上升至99.1%，市政污水治理领域已接近饱和状态，业内都在寻找新的“蓝海”。
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大的市场空白？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认为，对于农村污水处理不是企业不想做，是因为没有商业模式。环保产业是政策导向性很强的产业，国家层面缺乏相关政策，地方政府就没有压力去治理，市场自然也就没有需求。
不过，随着近年来相关政策的不断出台，农村污水治理已经曙光初现。根据环境保护部2013年11月印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2014年农村污水分散处理设施投资单价为5000元/吨。市场则预计2017年农村污水排放量大约为148亿吨，如果按照农村污水处理率达到20%计算，2017年农村污水处理潜在市场规模将达到408亿元，这还不包含设施建成后的运营市场规模。
“农村污水治理市场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虽然单个处理规模比较小，但全国有2856个县、40906个乡，以及几十万个村，所以市场规模巨大。”环境商会执行秘书长马辉表示。
为何农村水处理倍受重视？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是改善农村水环境的重点。然而无论是在约束规范还是在污水处理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上，农村地区始终是“老大难”。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数量变为3666座，污水处理能力变为1.54亿立方米/日。从2009年增加至2013年底，平均每年增加污水处理厂418座，但是近年增速明显放缓，2013年只增加了171座，2012年至增加了207座，2011年增加了303座。2009年污水处理能力增幅较大，从2010年开始才是正常增长，从2010年至2013年，平均每年增加污水处理能力966.67万立方米/日。城镇污水处理市场已近乎饱和，市场机会只是污水厂运营这一项，如何增加污水厂收益，增加运营效应才成为城市污水处理厂重点考虑的问题。 而对于广大的农村市场来说，几乎很少见到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率更是不到10%，和城镇86%的污水处理率明显相差较大。 而农村污水处理率远低于设市城市和县城。2012年，村庄污水处理率仅为7.0%，仅少数发达省市的农村污水处理事业取得一定成果。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少数发达省市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村比例能达到10%左右；上海达到43%，为全国最高；其他大部分省份还未全面铺开，只是在部分村镇进行了试点。 从地域划分来看，东部农村污水处理率最高，中西部农村污水处理率相对较低。201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村占各自村总数的比例分别为9.4%、2.6%、2.1%，均未达到10.0%。
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农村生活污水分散式处理工程投资标准中，小型人工湿地吨水投资2600—3700元/吨，土地处理2000—3300元/吨，稳定塘1900—3300元/吨，净化沼气池600—5300元/吨，小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11000—39000元/吨。投资标准与处理规模、处理工艺等因素相关程度较大。
缺钱、缺人、缺标准、缺模式
如今，越来越多的环保企业加入了农村污水处理市场“分蛋糕”的行列。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说，“以往没人愿做村镇污水，主要是觉得缺少与之相匹配的工艺技术，导致建设及运营成本过高，利润偏低。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发展，技术已不再是当下中国村镇污水发展的阻碍，真正缺少的是配套政策、监管体系、财政补贴、技术评估以及专业人才等”。
对文一波的说法，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王凯军表示赞同。他说，针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法律和条款几乎是空白，立法太过原则性、执法机制不健全；依靠国家补贴、“以奖促治”政策支持，主要用于设施建设，后期运行费用没有来源；没有明确的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路线和管理模式等，导致补贴出来的工程“晒太阳”。
资金是核心因素。文一波说，目前中央财政引导不够，没有设立村镇污水专项资金，现有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中，用于村镇生活污水处理费用偏少；补贴环节不合理，重建设轻管理。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建设费用动辄千万元，运行费用每年数百万元，乡镇负担大，即便经济条件好的乡镇也很吃力，何况当前多数集体经济收入微薄。居民收费困难，农村地区长期享受福利服务，尚未形成缴费习惯，年轻人外出务工，向留守老人收费更困难。
据统计，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总计达52种，种类繁多，多套用城市污水处理工艺。文一波说，技术繁多，农村和村镇污水排放标准不统一，不但地方不好执行，而且太宽松的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如北京的村镇A级排放标准已严于国家一级排放标准，等于地表四类水，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吨水处理价格应在5—10元，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基本上是不可能支付的。浙江最为宽松，浙江一级排放标准，介乎国家排放一级B和二级之间，又难以解决污染问题。”
此外，我国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60%的乡镇仅1名村镇污水设施管理员；从业技术人员收入低，工作条件差，发展状态堪忧。“上述问题不解决，我国村镇污水处理‘晒太阳’工程会越来越多，投资建设浪费现象日益严重。”文一波说。
“大数据”是发展方向
因此，“农村污水治理要跳出污水处理的范畴，也就是说，不单单考虑污水治理，而应与畜禽粪便处理、秸秆利用等相结合，把废物转化为能源，在解决污染问题的同时，解决农村的能源与肥源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曾公开指出，农村污水处理大有可为，其中科技创新的潜力巨大。
基于上述思路，文一波认为，首先要将农村的污水处理设施互联网化，让水厂做到真正的远程监控和远程控制运行。“比如环卫系统管理，正常情况下不用管理，管理人员都是处理非正常的业务。”
“将来的污水处理技术，一方面靠实验室不断做研发，调整工艺技术和工艺参数；另一方面，一定要靠大数据。诚如对几万几十万座污水处理厂每天的运营参数和数据不断的优化提升，得出的工艺路线和参数一定是最优的。如果所有企业的数据可以共享的话，这种技术上的突破与过去靠研发突破将是完全不同的。”文一波建议，农村污水处理要建设一个云平台，从工程角度来讲，把海量的数据不断地进行分析总结完善，再反馈到生产实践中，对技术的完善和推广应用也会有所帮助。
“我们运营管理标准化的目的，是要在无人职守的情况下，实现设备设施长期稳定运行，采用的方法就是传感器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大数据。”业界资深人士指出。
同时，“大数据还可以把农村的污水和自来水结合起来。不管是分散的自来水供水还是区域的自来水供水，全部实现网上操作，处理、收费均通过移动支付，使上水和下水一体化，水务和环卫一体化。”文一波表示，根据水量以及水质的情况，可以对某个地区进行健康状况、人口分布、人口活跃度等分析，还可以做其他业务上的延伸，使运营管理成本大幅下降，盈利模式更加多元。
（本文综合中国环境报、北极星节能环保网、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