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改委、环境部、全国工商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分别从市场开放、政策支持、企业经营、沟通反馈等四方面，对支持民营节能环保企业的发展提出了十二条政策措施，在业界引发了不小的反响。

“《实施意见》对民营环境企业是一个重大利好。”环境商会秘书长马辉对文件中完善招投标、兑现对民企的各项承诺、鼓励民企参与补短板节能环保重大工程建设等多个具体表述比较认可，“这都是一个加强版，以解决产业内一些老大难问题。”

“之所以出台这样的文件，实际上与这两年民营环境企业普遍遭遇的经营困境有关”，环境商会副会长、首席政策专家骆建华受邀参与讨论了这一文件的制订。

“易主”，是近两年一些头部民营企业绕不开的命运，而这些命运的叠加形成了产业一股滚滚的潮流。今年3月份，曾经市值最高的环境民企——碧水源经过两轮股权合作，控制权最终旁落，成为这两年民企“失控潮”中颇具标志性的事件。

从东方园林融资爆雷开始，2018年至今，三聚环保、清新环境、锦江环境、环能科技等20多家头部环境民企先后出让控制权，累计资产交易金额已经超过200亿。而且除了兴源环境投身新希望集团之外，绝大部分民企选择了国资怀抱。

在这场波涛汹涌的“易主潮”里，市场竞争之残酷被展露无遗。

回顾产业发展史，民营企业不仅引领了产业发展、带动了产业活力，培养了一大批懂市场、会管理、精通专业技术的人才，更为社会贡献了百万人规模的就业。

“在环境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发展起起伏伏是一个正常现象。但这些年民企对产业的贡献不容小觑”，骆建华表示，占比超过90%的民营企业仍是未来的主力军，《实施意见》的颁布实际上也恰恰显示出了国家和政府支持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发展的决心。

 民企的下一战场在哪里？

“这次民企的失利只是表面问题，更深次的原因是整个产业发展趋势决定的，特别是在水务行业。”中信建设资本副总裁罗元锋表示。

环保行业特点决定了其投资量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对资金需要量大。2015年“水十条”等政策刺激下，以水环境治理为代表的系统施治需求被打开，单体项目的投资规模一下提升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量级，而且项目的商业模式，收益边界和对象都很难确定。

罗元锋认为经过水环境治理市场的这一轮厮杀，结果说明重资产民企在这一轮的市场竞争中确实不占据优势，环保并不是高回报的投资，需要国企进来挑大梁，对此民企要理性看待。

过去几十年在传统的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性环境治理工作上大步流星，公共环境产品不断向黑臭水体治理、长江大保护、黄河治理等系统工程倾斜。“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环境产业更主要的突破口是在区域性、流域性生态环境综合集中治理，也因此会诞生一批区域性、流域性、全国性的综合环境集团。这是未来的趋势”，马辉说。

罗元锋认为市场整体空间实际上是在变大，不过现阶段环保仍然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产业投资规模升级加上国资进来，整个行业竞争门槛也随之升高，传统重资产企业的利润空间后移，有可能被挤压，需要寻找差异化竞争路径，技术驱动型企业依然有很大的施展空间。

“产业过去之所以一直在靠资本驱动，与产业的成长阶段有关。经过20多年的大发展，全国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设施、燃煤电厂脱煤脱硫设施几乎都处于高位，这个时候就要回归环境治理的本质。环境治理最终肯定不是投资性产业，也不是基建工程类产业，它是技术服务型产业”，马辉表示。

而在骆建华看来，依托第三方治理模式的工业治理市场将成为民企的下一战场。“在工业治理领域，项目体量相对比较小，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主要拼的是技术和运营能力，这方面民企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骆建华介绍，进一步开放重点行业市场是这次《实施意见》的一大亮点。文件指出，在石油、化工、电力、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放开节能环保竞争性业务，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实施意见》明确鼓励民企参与建设包括危险废物收集处理处置、产业园区绿色循环化改造、重点行业清洁生产示范、工等工业园区治污项目等节能环保重大工程。”骆建华表示，特别鼓励在钢铁、冶金、建材、电镀、化工、印染等行业企业和园区，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开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这些年来，作为环境治理的“另一条腿”——工业污染治理一直在“拖后腿”，是亟需补齐的“突出短板”。而且随着经济向高质量转型，工业治污，以及向产业链前段延伸的绿色服务，更是被时代赋予重任。

工业污染第三方治理不仅有利于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有利于治污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推动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第三方治理已经成为工业污染治理新选择，在大型工业企业以及工业园区等领域得到广泛推广，市场份额大幅提高。

在这几年国资、民企激烈拼杀正酣的时候，国际巨头苏伊士、威立雅等外企转战工业治污市场，也正是因为这块市场有着较高的进入门槛，能发挥出外资优势。比如苏伊士目前已经承担了10余个化工园区的环境治理工作，包括上海化工园区、重庆长寿化工园区等。同时，它们还不断将服务向生产端延伸，苏伊士、威立雅都在强调能源与可持续发展，也在与这一业务相呼应。

2020年初，首创股份收获了自己的首单工业水服务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对此，首创方面表示，此次中标，或是首创股份在产业周期调整中的重要尝试，是客户服务的新模式，是主动拥抱变化，着力打造新的核心竞争力的探索。未来首创股份加快完成“第二曲线周期”破局。

融资这道“坎”怎么跨过去？

融资这道“坎”长期困扰着民企，民企融资渠道窄、融资成本高、融资周期不匹配、增信等问题一直存在。这也并非环境企业特有的问题，这次金融紧缩，不少民企的资金链都出现承压，在吴晓波的《大败局》一书中，一些大民企的轰然倒塌也与此有关。

当金融政策宽松的时候借钱相对容易，一旦政策周期性趋紧，短债长投、盲目加杠杆等“踩钢丝”行为一点即爆雷，随之民营企业在融资上的弱势也会很快凸显，融资渠道迅速萎缩、融资成本攀升等一连串问题会直接触发企业经营危机。

根据环境商会、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委会在2018年危机刚刚爆发时联合发布的《环境商会建议采取紧急措施帮助绿色环保企业渡过难关》报告显示，彼时，大型民营环保企业的融资（如发债）成本普遍上升3个百分点以上，中小型绿色环保企业完全无法融到资金，不少企业因而面临资金链断裂和违约、倒闭等严峻挑战。

“即便到现在，不少头部民企或主动或被动通过易主等方式走出了危机，但民企普遍的融资困境并没有根本缓解，这次疫情更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所以针对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资金问题，这次《实施意见》也作为重点内容，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帮扶措施。”骆建华说。

“第一是怎么纾困的问题。”《实施意见》指出，针对民营节能环保企业资金链出现的问题，地方有关部门搭建交流平台，促进资管公司、投资基金、国有资本等积极参与民营节能环保企业纾困，合理化解股票质押风险。各地对具有核心先进技术、长期发展前景较好但遇到暂时经营性困难的民营企业积极予以救助，帮助渡过难关。同时，《意见》指出，鼓励国有企业与民营节能环保企业成立混合所有制公司，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开展相关业务。

“第二是如何解决长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实施意见》指出，要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将环境、社会、治理要求纳入业务流程，提升对民营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金融专业服务水平，大力发展绿色融资。支持民企发行绿色债券，拓宽节能环保产业增信方式，积极探索将用能权、碳排放权、排污权、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特许经营收费权等纳入融资质押担保范围。

骆建华建议，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基金的方式来为民企纾困，同时探索建立国有资本退出机制。即国资完成纾困行为后，选择合适的机会退出，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国有资金使用效率，更关键的是，在危难时刻挽救企业、帮助企业焕发新活力之余，也能保持市场的活力，不失为一种路径选择。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曾拿出重金来救市，先后入股多家大企业，比如驰援通用汽车就是一例。数据显示，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当时以495亿美元买入通用汽车约合61%的持股比例，并在通用汽车重新焕发生机后退出。这样既避免了百年通用汽车陷入破产，也挽救了大量就业，阻止了美国汽车业的全面崩溃。

融资难题是阻碍民企成长的老大难问题之一，针对这两年民企所面临的资金困难，国家和各省都有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利好，但具体到每一家环境民企，获得感都不一样。“想法很好，执行不容易，需要的得不到，有门路的投机钻营”，有行业人士谈到，破局并非易事。

“希望《实施意见》提出的绿色金融政策能落到实处，各有关部门真正做到为民营企业提供绿色信贷、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拓宽增信方式、给予融资担保等政策支持，切实帮助民营环保企业渡过难关。”环境商会会长、博天环境董事长赵笠钧呼吁。

“不管融资政策是松是紧，对民企而言，都需要有过硬的软硬件实力去获得资金，这个逻辑不会变，而且更重要的还是要审时度势、量力而行”，罗元锋说道。

民企靠什么走下去？

追溯这场危机的成因，直接影响因素可能与PPP、融资等有关，实际上也与民企过去的发展逻辑分不开。

过去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污水、垃圾等基础设施的大建设上，“跑马圈地”决定了资本驱动是这一时期产业的核心发展要素之一。很多头部民企也正是在资本的助力下完成了规模化发展。受益于这一思维，也过分依赖这一思维，面对水环境治理这样的大体量市场也依然沿用了这一思维。实际上，别说是民企，就是北控水务、首创股份这样产业里大体量的投资运营型国企，面对这样又要系统化、又要效果的市场，单靠资本驱动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二则，民企天生“敢拼敢搏”，具有“冒险”精神。过去在推动BOT、第三方治理、PPP模式在产业的应用上，民企有很大的冲劲。正是这样有益的尝试，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民企在将PPP模式应用于水环境治理市场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实际上，民营企业一直面临着市场不完善、融资等困境。即便如此，就算早期PPP项目招投标设计对融资处于劣势的民企并不友好，为了抢占市场先机，民企还是匆匆进场。好容易进去，却因PPP模式在水环境治理等非经营性项目上的天然缺陷、融资环境恶化等因素，不免折戟沉沙。这是民企战略选择偏差，也颇带悲剧色彩。

褚时健说，企业的发展多多少少受时代的裹挟，但也一定要有不被时代所烙印的“安身立命”之本。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经济走在下行通道，新时代呼唤高质量发展，种种大势落到企业身上，发展的逻辑也在随之改变。苦修内功，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成为下一阶段的核心发展要素。

“对于环境产业的民营企业而言，技术创新将成为生命线”，骆建华说。

“和国际环保巨头比，当前的环境企业向服务中求发展的空间还很大，环境产业正在走向技术深耕期，也将会回归服务业的本质，”马辉强调，环境污染治理归根结底是个技术活，是技术产业，光有投资是不能确保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达成，还需要环境技术、环境设备、环境专业服务能力。

这两年，随着危机的影响逐渐深入，产业里对技术、运营能力的追求开始变得热烈起来。一方面龙头企业在不断强化轻资产运营，另一方面，以技术著称的企业，比如中持股份、高能环境等都得到了更多的发展。即使身处这场国资入主潮，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技术、有软实力的公司往往收获了更多的青睐，生命力也更为旺盛。

比如在接受驰援的20多家企业中，碧水源、清新环境、环能科技等技术型企业经过这一两年的调整现金流已经明显好转，也已经重新焕发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

“股权合作本来就是市场行为，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国资也讲究投资回报”，罗元锋说，国资以强势的竞合者姿态进来，打破了产业的平衡，也带来了资本、资源、模式等新动能，抬高了行业门槛。这和过去首创、北控等进来的逻辑是一样的。竞争变得激烈，也倒逼企业高质量发展，从而带动产业升级。

一直以来，民企的试错成本都很高。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竞争，民企的境遇也更具不确定性，正是如此，政策在不断扶持。“六部门联合印发，把之前散布在不同部委里、对产业发展有利的政策做了综合与集成，《实施意见》的每一条其实都是干货。不过关键还是在各部门间的协同，形成合力，推动政策落地，让民营环境企业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马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