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蓄率高的问题引起国内外的关注，有关分析也是见仁见智。《华尔街日报》网站1月25日发表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王志浩的文章《中国储蓄过高的关键———政府储蓄》一文，对此进行分析，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储蓄“过高”，已是国内外一个相当普遍的共识。现在的争论焦点，在于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要怎样去解决。让人宽慰的是，中央政府有多个政策工具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为止，这场讨论中还有不太为人所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政府本身在近几年大幅增长的“过剩”储蓄。

    政府储蓄至少是两种趋势的结果。首先，政府收入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前的10年大幅增长。在经济繁荣期，任何政府的税收收入都会更高，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另外的情况是，自1994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大幅改进其征税方法，此后十几年里，税收收入增速平均超出GDP增速5个百分点。

    第二，虽然政府开支也有所增长，但未能赶上收入的步伐。据资金流量数据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将收入的15%至20%左右用于储蓄，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率已经稳步升至44%。虽然政府投资肯定是来自这些储蓄，但是政府支出滞后的趋势还是一目了然。

    在2008年末，全球需求的崩盘以及中国巨额经济刺激计划都给中国的失衡现象带来了巨大冲击。中国的“过剩”储蓄也相应下降。

    现在的风险是，随着经济复苏，政府的储蓄问题再度显现。为避免该问题，方法之一是限制政府收入，特别是从家庭中获得的收入。举例来说，中国政府可以改革农村土地的征用和出售政策。现在，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垄断了利润。实际上，家庭应该从其中获得更大份额的收益。中国也可以下调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企业的营业税。目前这一税项是基于收入、而非盈利进行征税，这种做法非常有害。好消息是政府有意将其转为增值税。

    另一个可以采取的策略是提高政府在家庭层面的开支。2009年，政府在医疗、教育和其他福利服务方面的开支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2年的4.9%提高到了7%。但是中国政府还应该做得更多。

    如果政府储蓄可以减少，那么将对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大有裨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失衡危险将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