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境况让人质疑“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这样的乐观解读，经济危机进入被发达国家巨额政府债务负担所支配的新阶段。三个根深蒂固问题依然存在：福利国家和老龄人口的负担、巨额私人债务负担以及全球贸易巨大失衡。每个问题都可能死灰复燃，使世界重新陷入旷日持久的衰退中。

    前不久，美国《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缪尔森发表一篇题为《2010大萧条？———希腊危机开始唤醒20世纪20年代的可怕记忆》的文章，指出“过去了吗？希腊的糟糕境况让人质疑这样的乐观解读。”它意味着庆祝还言之过早，经济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被发达国家的巨额政府债务负担所支配的阶段。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一样，现在我们也可能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发生的深远且被不恰当理解的变化而束手无策。

    罗伯特·塞缪尔森认为，社会的、经济的根深蒂固的问题依然存在。三个问题尤为明显：首先是福利国家和老龄人口的负担；其次是巨额私人债务的负担(美国等国家的抵押和消费贷款)；最后是全球贸易的巨大失衡(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拥有巨额顺差，另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则拥有巨额逆差)每个问题都有可能死灰复燃，使世界重新陷入旷日持久的衰退中。

    为了应付巨额预算赤字，发达国家将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这些措施会削弱经济复苏。问题是，不采取这些措施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从而带来同样的后果。被不断上升的债务吓坏了的放贷者会坚持收取较高的利率。以较低利率发行的较早的政府债券的价值将下跌。世界各地拥有不同国家大量公债的银行将蒙受巨大损失。其他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也是如此。金融系统可能再次卡壳。

    希腊造成的困境并非绝无仅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2009年，希腊的赤字几乎是其经济规模即国内生产总值的14%，其累计债务是G D P的115%。与此同时，意大利的赤字和债务分别是G D P的5%和116%，西班牙是11%和53%，德国是3%和73%。美国的赤字(计算方法稍有不同)和债务分别是G D P的9.9%和53%。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约一半的多数发达国家都处于同样的困境。

    表面上，避开这些问题似乎很简单。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会成为世界的增长发动机。它们对来自发达世界的先进产品的向往会提升本国生活水平，同时维持发达国家的生产和就业。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穷国(即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在2010年和2011年将增长6.5%，而同期所有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为2.4%。麻烦在于，这需要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永久地放弃出口带动型增长。不清楚它们是否能够或愿意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