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融从他的舞台上隐去，争议渐次消弭。几乎同时，招商局、中海油、中国国电、神华集团、中粮集团、中化集团等6家央企高层密集换班。其中涉及正职变动的是招商局：秦晓退休，傅育宁接任董事长;中海油：傅成玉继续董事长，CEO由杨华担纲;再加上今年5月份王建宙任中移动董事长、李跃就任CEO。

    一个班长，一群老兵，集体隐退，令人关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换班”的均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大央企。

    李荣融执掌国资委7年，央企数量由2003年的196家降至123家，央企资产价值升值近7倍，目前达21万亿元。但李荣融更重要的贡献是在制度建设上的努力。如此密集的大型央企高层退换，除了秦晓等人确实到了退休年龄之外，其他人事更迭与李荣融在央企推行的董事会制度密切相关。大型国企集团从1995年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董事会实质上是新瓶装旧酒，和经营层高度重合，决策权与执行权没有分开，形成“一把手决策，一揽子决策，一边倒决策”的局面。一个班长，一群老兵，集体隐退，令人关注从2005年10月起，国资委着手在宝钢、神华、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公司、新兴铸管集团等32家央企中进行董事会试点工作，要求董事长和总经理分设，公司总经理担任董事，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原则上不担任董事，决策权和执行权分开。大部分试点企业的外部董事达到或超过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一些企业进行了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的探索。显然李荣融试图给无人制衡的央企一把手找到制度上的制约。

    李荣融没有等到这一工作完全实现就已达退休红线，他的继任者王勇上任伊始，就提出全面规范央企董事会制度。但53户特大型央企负责人的任命权仍在中组部，央企董事会制度全面推行的难度可想而知。

    王勇曾在2003-2005年担任国资委副主任，2008年因毒奶粉事件临危受命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他上任就废除实施7年的食品免检制度，因此被冠以“铁腕”。摆在王勇面前的另一大难题在于央企重组。李荣融一直希望央企数量能够减少到80-100家，可以想象，这是比之前的重组整合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其他李荣融时代一直在做的提升央企国际竞争力、薪酬制度改革等工作，都要由继承者王勇继续开拓实现。李荣融为国企改革摸索出方向，摆在继任者王勇面前的路仍非坦途—他如何让初经改造的央企更市场?（杜亮刘欣然 ）

    悖论中的李荣融

    文/本刊特约撰稿 西木

    李荣融7年零5个月的任期里，说遗憾的话，处处皆遗憾，因为他不曾从根本上解决任何一个矛盾;说成绩的话，处处皆成绩，因为他在面对每一个矛盾时，都做出了有想象力、有实效的努力

    不久前卸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人物，这与他的个性、能力、修养、气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7年零5个月的任期里，我们这个时代经济领域几种最重要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他身上，令他不由自主地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国企能搞好吗?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少大型央企也陷入水深火热。那时先后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李荣融经常配合朱基总理为困境中的央企“救火”。

    李荣融曾回忆当时的情况：来求援的央企如果报了10亿的资金需求，国务院就必须做好20亿、30亿的心理准备，因为起初报的一般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是一段企业和中央政府都很挠头的时期。

    10年后，一场范围更大、更凶猛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自然难以独善其身，央企也受到巨大冲击。不过，此次危机后央企没有再现上次的凄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国资委成立后的一大功劳。

    在两次金融危机背后，隐藏着一个中国经济领域巨大的观念矛盾：国企能搞好吗?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不只是学术界、舆论界，在政府体系内，人们也普遍对国企失去信心—这也是那时“国退民进”现象的思想背景。

    在国企能不能搞好这个体制性矛盾中，李荣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能”。

    早在2006年，国资委的各级官员、央企的头头脑脑们都注意到一篇文章—《遵循企业发展规律搞好国有企业》，文章作者正是李荣融。这篇文章是李荣融关于国企改革多年思考的结晶，是他各种举措的理论发点。

    文章发表在国资委成立三周年之际，核心思想是：3年来的探索与实践使我们深切体会到，按照企业发展规律办事，把国有企业真正塑造成为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国有企业就一定能够搞好。类似的观点他还在许多场合表达过，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搞好搞坏，跟所有制没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所有制里都有好的企业，也都有差的企业，关键看是否按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办事。

    这篇文章的主旨，既是李荣融在国资委前3年工作的心得，也是指导后4年工作的思想纲领。 

   李荣融还有一个更应引起关注的特点：他在强调国企能搞好的同时，毫不吝啬对市场的重视和对政府干涉企业的反对。李荣融早就提过一个惊人的观点：国有企业搞不好，主要责任不在企业在政府。这也许和他早年国企厂长以及无锡市轻工局局长的经历有关。厂长的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国企面对政府时“小媳妇”不好当的滋味;轻工业局局长的经历让他有机会进行试验—规矩定好后让企业自由发挥，结果比政府指手画脚的效果要好得多。

    李荣融用行动基本上证实了他的观念。7年半时间里，央企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全方位的，规模当然迅猛增长，各种内在标准也有了显著提高。

    现在看起来，在面对国企能不能搞好这个矛盾时，李荣融采取了富于创新精神的手段：用市场精神改造国企，壮大国企，而不是用市场经济消灭国企。

    他似乎是成功了，但由此又带来新的烦恼，那就是关于“国进民退”的大讨论。在这样的讨论中，李荣融总要面对一种悖论式的评价：央企搞不好，是无能，是低效率;央企搞得好，是靠垄断，是国进民退。

    民营企业家的好朋友

    一家知名的民营企业，因为盲目扩张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陷入困境。这时，企业老板接到一个电话：情况怎么样?需要什么帮助?这种问候无疑让人温暖，但是你知道来电话的人是谁吗?是李荣融—央企的大老板。

    李荣融的身份让他永远也回避不了当代中国的一大矛盾：国企和民企的矛盾。当“国退民进”风行之时，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与愤怒像潮水一样扑向他;当近几年“国进民退”成为趋势时，与民争利的批评同样毫不留情地指向他。在这样的背景下，动辄得咎成了李荣融处境的真实写照。

    面对国企和民企的矛盾，李荣融有自己独特的观念和处理方式。首先他的国企主导的观念从不动摇，他从来不会怀疑和偏离“公有制为主体”的方向。坐在国资委主任的位子上，他要忠于职守，致力于央企做强做大，实现央企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促进央企中涌现出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在国企主导的前提下，李荣融对民营企业的态度是同情和支持。他认为将来体现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主力军一定是中央企业，但“将来也一定会有一批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就像前面介绍的那样，李荣融实际上和许多知名的民营企业家是好朋友。虽然在媒体上、在舆论上他似乎是民营企业的对手，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民营企业家并不排斥李荣融。

    李荣融不赞成国企涉及面过宽，他希望中央企业能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在央企负责人会议上，他屡次对蠢蠢欲动有乱投资倾向的央企发出警告。

    与国企民企矛盾紧密相关的是国企垄断问题。如果李荣融在网络上受到100句抨击，那么至少有90句都是和这个问题相关的。不过，在任期后半程，李荣融很少再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意见。偶尔提及，他只是强调“国际视野”，意思是应该多把垄断行业的中央企业放到国际上去比较，它们应该参加国际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