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治理”可以有效化解环境矛盾纠纷，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参与式治理”是环境保护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基层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实践。近年来，这一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在西欧和北美，“参与式治理”成为了发展的新趋势。公共讨论，参与式预算、协商会议，协商投票以及公民陪审团等许多形式，公民积极地参与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中来。

　　在中国，各地积极创新公民参与环保的形式，比如圆桌会、陪审员、道歉书、点单式、联动化……在一些地方已形成了一种制度化和常态化的运行氛围和环境。各地的做法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点，其核心就是“参与式民主”。

　　然而，在现实环境中，公众参与还存在着很多不足，特别是迫切需要解决公众参与度不高、沟通渠道不畅、达成共识较难等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保障公众参与环保的健康发展。

　　参与热情高不高？

　　环境保护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也是公众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越来越多的公民逐渐认识到，他们有能力影响那些关乎他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然而，在一些地方推出公众参与环保活动，响应者却寥寥无几，是公众真的缺乏参与环保的热情吗？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长期以来环境信息的封闭，公众对实际环境状况不尽知情；另一方面则在于一些环保公益性工作“自我立意太高”，离公众生活较远；还有公众缺乏环境保护的科学常识，客观上造成参与环保工作门槛过高。

　　解决公众参与热情不高的问题，首先要保证环境信息有效公开，建立公众透明参与的环境治理机制，这是公众广泛参与环保事业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只有保障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公众参与的热情才会逐步高涨。其次，鼓励与激发公众对环保的热情，还要降低公众参与环保工作的门槛，鼓励从容易入手的地方做起，并适当普及一些环保科普知识。

　　一言以蔽之，只要有良好的体系设计和完善的制度保障，公众就会主动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对话政府顺不顺？

　　近年来，全国各地大小环境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表明与环境相关的制度建设和处理矛盾纠纷的能力尚有欠缺，现有的环境利益冲突协商解决机制不能满足公众参与的客观需求。

　　南方周末日前发起的“我为环保法提建议”问卷调查，75％的受访者认为，《环境保护法》修订的最迫切任务是“为公众行使有关环境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提供制度保障和诉讼权利”。这一调查结果说明，公众对话政府还存在不顺畅的问题。

　　在有些时候，公众的利益与政府或者社会的整体利益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差异。当出现这些差异时，公众的参与成果如何体现、如何保护？在与政府进行对话中，公众有多大的话语权？

　　通过参与式方法进行民主协商，发表各自的想法，定位各自的角色，并了解、理解其他人的立场和诉求，有助于就具体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达成共识，进行决策与合作，最终实现问题的有效解决。

　　达成共识难不难？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知识与信息的有效分享，公众诉求也愈发多元化。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难以达成共识的状况。这正是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顾虑，特别是环境敏感问题，很多部门害怕在关键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不愿意让公众参与。

　　以垃圾分类为例，在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健康问题时，政府应该站在公众的立场上，把问题原原本本地交给公众去讨论，共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假如政府真正和公众“在一起”，在同样的立场上和大家一起来讨论问题，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方法来解决难题。

　　公众如何参与社会管理，怎样参与更好，这是衡量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强弱的试金石。公众参与热情高与低，参与渠道通与堵，参与机制顺与阻，都将直接影响社会管理的有效运行。地方政府应通过延长时间、扩充渠道等措施，最大程度地发动公众参与，在没有“参与式治理”经验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不断地探索，以便不断地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