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如何作出表率是气候谈判的争论焦点，谈了一个多星期，到最后一天，这一老问题依然困扰着谈判进程。

　　现在，距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仅剩下８个月时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博埃尔在谈判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要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议，首先要明确发达国家的责任，包括具体减排目标，此外还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等，但本次谈判没能在这些方面给出答案。

　　老问题使气候谈判在哥本哈根会议前能否取得成果成为悬念，但美国政府在谈判中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连续、积极表态，似乎又使气候谈判有了新的悬念。

　　参加本次谈判的美国总统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说，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已发生很大变化，美国支持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全球性”协议并将积极参加有关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５日在捷克访问时也承诺，美国已准备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中发挥“带头”作用。

　　那么，美国是否能够发挥“带头”作用呢？与会不少专家认为美国的表态是积极的，但做得还不够，因为

　　《京都议定书》规定欧盟到２０１２年使其温室气体排放量比１９９０年时削减８％，在此基础上欧盟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在１９９０年的水平上减排２０％至３０％。据斯特恩说，美国新政府正考虑到２０２０年在所谓“现有水平”（按其２００５年的排放水平计算）上减排１５％。两者基准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更无法体现出美国的“带头”作用。

　　舆论认为，奥巴马可能希望将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结合起来一起解决，用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新技术来带动新的经济增长。而欧盟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即使这样的计划也会面临美国国会审批这一关，美国到底能有多少作为，成为一大悬念。

　　国际贸易中蕴含的能源消耗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针对这类排放量有两种计算方法：以生产者为计算基础和以消费者为计算基础。美国代表认为，应以生产者为计算基础。然而有专家提出，以出口为经济支柱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经济活动的“生产线”上，其产品被其他国家消费，这部分产品引起的排放理应算在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身上。美国的算法不仅很难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且有规避责任的嫌疑，这与美国希望起“带头”作用的目标南辕北辙。

　　还有专家认为，尽管美国的表态积极，但如果不能进一步就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作出澄清，提出让人信服的措施，美国留下的新悬念有可能又演变为气候谈判的老问题。

　　气候谈判是否能取得成果，现在还不能得出答案，而本次谈判的会场大厅悬挂的标语却让人感到了紧迫性——“人类生存不容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