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要采取的措施，基本上与减少对能源的依赖和改善环境所采取的措施相同，即节约能源、提高能效、把碳氢化合物转变为可再生能源、利用核能，以及更清洁地使用煤。

　　欧盟认为，发达国家有责任率先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至少2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欧盟正准备将这一幅度提高到30％，作为对新的全球协议的贡献——前提是其他发达国家也作出类似的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在满足其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做出足够的努力。

　　国际社会将继续遵循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按该原则，所有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能力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作出贡献。

　　在减排问题上，仅仅依靠发达国家，无论措施多么有雄心，也难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最新的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应作为一个整体采取适应各国情况的行动，以实现到2020年减少15％到30％的排放目标。这个不是绝对数字，而是相对于不采取措施控制排放的情况而言的（即“一切照常”的概念）。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将需要降低对能源和煤炭的使用密集程度——中国在当前的五年规划中已经开始实施这种措施。

　　中国领导人最近强调，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欧盟欢迎中国为其经济活动中提高能源效率、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以及提高森林覆盖率而已经采取的措施。中国不仅制定了中短期目标，而且还制定了相关政策，包括强制性的法规和经济手段，并已得到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在实施去年11月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过程中，我们也期待看到对这些目标的切实关注。如果中国成功地使其经济走上低碳发展的道路，那么中国也一定能成为低碳技术市场的佼佼者，从而赢得新的贸易机会，为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通过使用中国现有或由发达国家转让的技术，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潜力十分乐观。但很显然，我们也需要在研究开发和示范方面通力合作。我们希望到2012年全球能源相关的研究开发和实证项目比当前至少能翻一番，而到2020年翻两番，且重点应放在低碳技术，尤其是可再生能源。这将涉及到全球协调研究、科技合作及减少环保产品和服务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

　　欧盟和中国已着手开展战略性能源与气候技术合作。

　　去年1月，双方已达成协议，在中国建立清洁能源技术中心。今年下半年，双方将总结持续了3年的联合研究项目，为开展碳捕获及储存示范项目做准备，从而转向定点设计和可行性研究，目的是能在2015年左右在中国大规模开展示范项目（届时将在欧洲设立12家工厂）。

　　为了满足对操作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设备的技术工人的需要，双方还达成一项协议，即在中国建立相应的职业培训机构。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成本有效地实现防止气候变化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欧盟坚信建立全球性碳交易市场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

　　中国和欧盟均从清洁发展机制（CDM）中受益。实际上，从《京都议定书》实施开始，中国和欧盟就已成为清洁发展机制的两个最主要的拥护者。中国出售的减排额已吸引大量投资流向中国能源节约及能源多样化项目。然而，CDM项目并没达到预期的效果。电力、钢铁、水泥、炼油等主要高排放行业采取更系统的方法能更有效地实现减排，并且符合中国国内有关能源使用密集度和可再生能源等相关政策。因此，欧盟期待中国采用特定产业市场机制，以期在2020年前建立与全球碳市场相衔接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机制。

　　欧盟知道，发展中国家需要额外的财政与技术帮助，来补给碳交易市场。我们坚信，缓解碳排放的财政支持应该以发展中国家自己制定的“低碳发展战略”为基础。在中国，此战略应完全融入全面的五年规划，并同时覆盖所有高排放行业。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科学院最近发布的一项重要报告令人备受鼓舞。

　　该报告认为，中国应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包含明确的目标和优先行动方案，在一些有代表性的地区／城市和重点行业进行试点，同时作为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此外，它主张参与国际企业能效对标，同时通过碳捕获及存储在清洁煤技术领域起主导作用。

　　中国和欧盟都希望今年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峰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欧盟赞赏中国采取的具有建设性的谈判方式，并对这次会议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持乐观态度。中国和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的非常有益的对话，今年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升级，以及今年计划举行的两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等，都将有利于中欧双方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增进相互了解，达成共识。

　　上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致欧洲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的信中说到，我们的下一代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将来，取决于我们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对此，我非常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