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属于“碳战争”中的“第四极”——欧盟、美国、发展中国家之外的力量。

    “时间不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德布尔(Yvo de Boer)说，他的身后是一个巨大的倒计时钟表，显示着距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还有118天。

     8月10日-14日，来自约18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约2400名代表将努力缩短一份约200页的协议草案。

    在气候与环境问题的谈判中，没有鸟语花香，它更像一块烧得通红的铁板，每一滴水都激起热烈的蒸腾。

    发达国家应设立何种水平的减排目标？如何确定基准年？发展中国家怎样达到排放峰值？在可用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下，还应履行哪些额外的义务？

    气候变化的关键词汇是碳，气候谈判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分配减排责任。为了拯救地球——将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450ppmv至550ppmv之内。这意味着，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0%。

    气候谈判是WTO后最重要的国际谈判，它将决定着商业社会未来的经济形态、竞争格局。

    这是一场围绕碳排放权、碳战略以及未来竞争态势的碳战争。

    三国鼎立

    这场“碳战争”，主要角力的是三方：以欧盟为代表的积极减排的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消极减排的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欧盟走得最远。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却让欧盟二战后第一次在国际重大事务中担当起了老大的角色，率先减排、推进谈判等方面不遗余力。这一方面起源于欧洲的绿党政治，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以及一些欧洲小国，环保就意味着“选票”，气候谈判的场外压力巨大，执政者承担不起谈判失败的政治后果。另一方面，欧盟确实尝到了率先减排的甜头。欧盟利用其在低碳领域领先的技术优势，获得了巨大的全球商业机会。

    美国虽然姗姗来迟，但还是受到热烈欢迎。当今世界还是大国治理的模式，美国的参与对解决气候问题至关重要。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认为，人们无法奢望美国作出任何令人惊喜的承诺，“京都议定书”的教训太深了，美国的国内政治程序决定了克林顿也好，奥巴马也罢，他们的意愿不能决定一切。众议院勉强通过了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排17%，相当于重回1990年水平，这个目标离1990年目标上减排25%-40%相去甚远。“即使如此，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美国重返气候谈判，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象征意义之一可能会对包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挪威等“伞形国家”形成一定的影响。同时，韩国、新加坡、沙特等在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减排承诺的新兴工业国家也将加入到减排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在谈判的利益链条中起不到什么作用。”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表示。

    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同一个对象上，那就是中国。7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华时说：“中国掌握着决定气候谈判成功的钥匙。”

    中国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归属的阵营叫“77+1”。“1”与“77”相提并论，这本身已彰显了中国地位的重要，中国毫无疑问是发展中国家的老大。但现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再能接受中国躲在“77”的大众里。发达国家急于区分快速工业化、缓慢工业化和异常贫困的国家，要求前者承担减排义务。而一些小岛国家和最小、最穷的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也认为发达国家和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减排。

    “我们甚至不能和所谓的金砖四国相提并论，”李俊峰指出，“中国的人均排放量是印度的4倍，印度要达到中国的排放水平还有10-20年的时间，巴西还有热带雨林产生的巨大碳汇，他们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中国却被要求马上采取减排措施。”

    一直以来，中国在气候谈判中奉行和其他国际政治和外交谈判一致的方针：韬光养晦，绝不出头。但中国的迅速发展如今被视为全球气候变化最大的潜在威胁。中国必须面对几个事实：第一，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即将或已然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第二，现在全世界每年新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占40%左右；第三，中国人均排放已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能否在碳舞台上长袖善舞？

    问题是：中国是否做好了在世界舞台中央长袖善舞的准备？

    本刊调研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教授认为，“中国现在就好像处在火箭上升阶段，是摩擦最大、最容不得失误的时期。这个发展时期最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只有美国有能力破坏中国的发展，只有气候问题可能阻碍中国的发展空间。”

    没有人怀疑中国必须积极参与谈判，参与规则的制定。正如气候组织的报告分析：中国的低碳转型对于从发展中国家迈向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一转型还面临着比较高的产业技术门槛和社会经济成本，这些都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相对缺乏和难以支付的。

    因此，中国在当前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迫切地需要得到有利的国际气候制度的支持，通过合理制度安排一定规模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跨越这一发展过程。

    找准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位置至关重要。国内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说，中国举着盾牌时间够久了，现在到了亮剑时刻。“中国不应该继续打发展中国家的牌，仅仅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己任。气候变化是展现大国作为的好机遇，中国应该为人类发展有所作为，展现一个道德大国的风范。”张海滨持这种观点。

    另一种观点是，冷静！现在做领导者，中国准备好了没有？

    “中国做领导者起码早了十年时间，十年后能不能做成还要看现在的基础打得怎么样，气候变化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吴昌华却认为。

    而李俊峰则把中国定位于“第四极”——欧盟、美国、发展中国家之外的力量。这意味着中国既不具备发达国家的减排能力，也不具备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条件。

    张海滨将中国采取的谈判策略，称为“硬的更硬，软的更软”。

    “硬”就是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不会在现阶段承诺减排，这不公平更不现实。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

    “硬”还包括主动出击，发达国家第一阶段减排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发达国家也没有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这些都是谈论下一阶段减排义务分配的前提。

    “软”指现有政策与不减排之间的空间。比如技术合作。中国一直在谈判中强调技术转让，但发达国家马上以知识产权的名义拒绝。谈判无从进展。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就提出了更具建设性的方案，正式向联合国提出共同开发合作、共同分享知识产权的方案，探讨一种更复杂的技术转让的机制。又比如碳排放消耗强度目标。发改委官员曾表示可能将在十二五计划中纳入能源或碳强度目标。也有乐观者估计中国会接受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欧盟等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议，到2020年，相对于增长预期减排15%-30%的目标。外界普遍期待中国会在哥本哈根之前公布具体的目标，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表示，“如果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就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行动发出强有力的信号，这将有助于推进谈判进程。”

    “软”的另一层含义是改变宣传策略。中国正在积极改变气候谈判中MR NO.的形象，开始主动向外界宣传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新能源发展方面的工作成效。比如胡锦涛在去年G8会议上全面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措施。

    除了在国际谈判中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争取时间和空间，争取更为有利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变压力为动力，加快经济增长方式向低碳转型。

    张海滨将中国的实干策略称为“鸭子政策”，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加大各种技术研发力度，不断翻新新能源比例，开展碳交易市场的试验，碳税政策的研究。最关键的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从高能耗、重化工的增长方式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独特的，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作用将非常重要。至少有20亿人在看着中国，如果中国真正按照最理想的状况走，到2020年，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范。这也正是中国的压力所在。”吴昌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