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在审议上述报告和决议时认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在减排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不应是按照相同比例减排。

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这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首次专门就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重大问题做出决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在审议上述报告和决议时认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

相关委员表示，发达国家依然是温室气体减排的主体，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在减排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不应是按照相同比例减排。

数字公平下的不公平

目前，世界各国温室气体减排是按照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进行的。不同国家分别确定了截至2010年各自不同的减排指标。其中只有美国以减排压力过大影响国内经济发展为由，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截至2004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了3.3％，但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的排放量比1990年上升了15.8％。

2010年之后，世界温室气体减排将进入“后京都”时代，美国也前所未有地把注意力投入到新一轮的谈判当中，积极与各国接触。

前不久，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华主要谈的问题就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同样的，将于11月开展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之旅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重头戏。

本届美国议会和政府为什么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值得我们深思。

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汪光焘在此前与佩洛西就该问题进行了会谈。

汪光焘在本次人大常委会期间表示，一些国家给中国施加压力，希望改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让中国承担与发达国家一样的标准是不公平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委员也表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否定这一原则，越来越强调共同的责任，不强调“有区别”的责任。这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相当不公。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承担不同的责任，对发展中国家不规定具体的减排指标，同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等方面提供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

而在发达国家否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同时，也并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相关承诺。

汪光焘表示，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实际上仅仅降了5%。其他发达国家也没有兑现原来已经承诺的40%的减排目标。同时，发达国家还不想向发展中国家资助减排的资金和技术。

最近，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蒲海清会见了美国参众两院的两个助手代表团，美方代表团认为中国也要有具体的减排目标。

“排放的主体仍是发达国家，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排放量仍是发展中国家的数倍。美国人均排放20吨二氧化碳，中国排放4吨，印度排放2吨，如果让印度减少50%，我们也减少50%，美国也减少50%，这公平吗？”蒲海清表示，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相同的减排责任是不公平的，一定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则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消耗资源，排放温室气体，引起近50年来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

中国的减排努力

“去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中国明确表示‘中国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蔡窻表示，这几年，国务院相关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和相关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的工作是可圈可点的，有很多的成绩。

汪光焘表示，中国负起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应有的责任。他举例说，中国GDP增长下降能耗20%的相对指标，是世界上所有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所没有的。

在强调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原则和贡献的同时，委员们还建议，要抓住机遇，把节能减排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合起来。

“我们应该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在更中心的地位。”蔡窻说，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国际压力，不仅是国际相关国家给中国提出的要求，更重要的则是我们自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蒲海清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他说，要站在国家的立场，尽可能采取措施，使每一个单位GDP排放的温室气体逐渐减少。同时，要加大制定发展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并重的政策措施力度。

蒲海清表示，应该鼓励发展低排量汽车的政策措施，在税收、购置税费、养路费上等都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措施可以研究。

他引用有关专家的观点说，可以通过市场准入制定能耗标准方面的一些措施。比如其他技术指标相近情况下，以能耗较低的产品作为入市的一个标准要求。如钢铁业可考虑吨钢能耗作为一个入市的重要标准之一，一旦超过这个标准，产品就不能上市。

蔡窻则建议，把西方的按照生产者的排放原则改写成“按照消费者的排放原则”来计算责任和义务，也就是意味着，尽管中国在生产中排放很多，但是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实际上在境外。

“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了很有效的工作。继续坚持《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我们国家能做到的尽量做到，对我们不合理的要求应该坚决予以拒绝。”汪光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