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余波仍在困扰欧美市场，然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时间表并不能随意中止。

　　气候变化法案代价昂贵，因而能不能“摆平”对减排目标怒气冲冲的业界，这是摆在欧盟和美国面前，对内需要处理的棘手问题。

　　在美国国内立法前景暗淡的情况下，近日欧盟率先吹响了号角：多渠道高调预热欧盟对坎昆会议的承诺：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快速启动资金到位，而且减排目标也有可能提至30%。

　　同时，为减轻对气候变化法案有可能造成的失业前景，欧盟也决定在2011年投资大约64亿欧元用于科研和创新领域，创造出超过16.5万个就业岗位。

　　欧盟30%减排前景

　　欧盟是否会凭一己之力，为前景低迷的坎昆会议注入强心针？

　　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阴影笼罩之下，长期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圈内人士，对欧盟是否还能将气候变化作为优先政治议题并拿出多少政治资源支持，持悲观态度。

　　就如同摩立特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傅忠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的，“在哥本哈根事态就很明显，欧洲不会签署任何潜在会威胁欧洲就业的法案。”

　　不过在发展中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得到投资剧增的境况下，欧洲政客按捺不住了：维持原状更会破坏欧洲就业前景。

　　欧盟目前通过各种渠道，高调预热对坎昆会议的承诺：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快速启动资金到位，而且减排目标也有可能提至30%。英、法、德三国环境部长近日首次联合在《金融时报》发文，呼吁欧盟将2020年减排目标提高到30%，代替目前的20%。

　　上述三国部长表示，单方面提高目标并不困难，且会帮助欧盟在绿色技术的全球竞争中免于落后他人。

　　“如果我们还维持20%的原状，欧盟就有可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上，输掉同中国、日本或者美国的竞赛。”上述三国部长称。

　　目前，根据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的研究，中国在吸引绿色技术投资方面领先于他人，在2009年得到了403亿美元的投资，而欧洲得到了293亿美元。

　　上述的政界表态，在欧洲重启了商界认为原本已经尘埃落定的辩论：在5月，欧盟曾放了个测试气球，以发报告形式称30%减排目标每年会比之前的预计少花费220亿欧元。这引起了商业团体的愤怒，最终欧盟方面妥协称，这个目标要“等到合适的时机”。

　　某多年参加气候谈判的人士对记者表示，实际上欧盟内部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从客观上来讲，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排放减少得很多，因而30%也比之前更容易达到。

　　然而上述报告被解读为欧盟单方面意图提高减排目标，因而得到了包括德国等欧盟强国的反对。

　　不过两个月之中，起决定性因素的是德国政府。在选举中维持了执政权的德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弯：就在两个月前，德国政府还仅仅同意原有目标。

　　不仅如此，欧盟还动用国际间政府组织说服商界的疑虑。

　　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古利亚在发给本报的声明中称，“欢迎上述更进一步的减排行动。”

　　“这会鼓励那些准备支持气候变化的人前行。”古利亚也认为30%的目标，并不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花费。

　　根据OECD的分析，如果欧盟采取30%的减排目标，那么在2020年，欧盟在同碳市场相结合后，支出将等同于每年GDP的0.3%，而之前20%的减排目标则不存在相关联的碳市场，其支出为每年GDP的0.2%。

　　OECD更指出，如果真能实现30%的减排目标，还能减轻政府债务，巩固财政，如能成功运用欧盟ETS或者碳税，那么在2020年，还可以增加1%的GDP。

　　同时，欧盟也下定决心，支持科技创新：在7月19日，欧盟正式宣布将于2011年投资64亿欧元，覆盖科研、公共政策及商业领域，用于帮助科研和创新人员完成具有重大经济和社会意义的前沿项目，如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卫生和人口老龄化等。

　　重视天津十月会议

　　欧盟也在坎昆会议之前，积极寻找来自中国的支持。

　　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谈判，将在今年10月中旬的中国天津进行。这次会议，被欧盟视为是中国首次积极参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合作：对于迫切寻找支持以便推动其内部政治进程的欧盟而言，显得尤为珍贵。

　　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司总司长德贝克(Jos Delbeke)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对中国政府所提供的在10月的谈判机会，感到十分的高兴，我们觉得这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而且我们都会来的。”

　　中国外交部在7月6日，正式宣布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第12次会议和《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进一步承诺特设工作组第14次会议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天津举行的消息。

　　“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的谈判会议，中方承办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巩固公约和议定书的谈判主渠道地位，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沿公约和议定书双轨取得进展。”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与各方一道推动年底的坎昆会议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取得全面、均衡的积极成果，促进公约和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

　　德贝克表示，10月将前来天津为坎昆会议作准备：“例如在技术、气候变化适应、融资等方面，这些现在都还没有定论。”

　　德贝克对本报表示，在欧盟复审其减排承诺这件事情上，现在从20%升至30%的问题，已经摆在了欧盟各国环境部长的桌子上，有待他们的决定。

　　“这目前由前一阵形成的分析报告，进入了讨论过程。不过这个问题恐怕直到坎昆会议之前，才会作出决定。”德贝克表示，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是个很雄心勃勃的决定，所以在争论中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作为，首先就是美国。美国承诺现在应该接受立法，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觉得这个是值得严重关切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要观察其他新兴经济体，例如对于金砖四国的动向以及实际行为。我们对这些国家在能源能效等方面的行动观察得很紧，比如我们非常欣赏中国在经济计划中将能源能效问题加入进去。”德贝克表示。

　　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提议是有条件的，”德贝克也表示，这不是说我们希望所有的国家都有减排承诺，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目前都宣布了要进行应对措施。但是我们在研究，这些应对措施究竟代表和蕴含了什么。

　　德贝克肯定地表示，“在快速启动资金方面，欧盟所作的承诺是筹资100亿美元(70多亿欧元)，即每年在24亿欧元左右，在坎昆会议我们的资金必将到位。”

　　“我们已经进行内部讨论，在有关融资方面，即便目前欧盟的财政状态吃紧，尤其在公共融资方面我们有很大压力。”德贝克表示，但是既然作了承诺，就要放在坎昆会议桌上，这也反映出欧盟对自己承诺的重视。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谈判，还要采取行动。”德贝克表示，中国到2020年，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很好。

　　同时，“如果中国能执行这种目标，甚至超过这种目标，我们将是非常乐见其成的。”德贝克表示。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近日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也表示，希望中国能在每一个五年计划中实现降低29%的碳强度(通过在降低20%的能源强度的同时，减少11%的单位能源排放量来实现)。这将是具有挑战的，但却是可实现的。

　　愁人的美国

　　然而在坎昆会议的前景上，德贝克也非常现实：“从哥本哈根开始，我们意识到，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协议是非常困难的，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在坎昆会议之前的气氛，肯定比哥本哈根时候，也好不到哪儿去。”

　　“比如在美国，就在承诺方面没有做出什么进展。所以我们认为，在坎昆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是不太可能的。”德贝克表示，“但是在由气候变化适应，融资以及“三可”核查等组成的这个政策包裹方面，还是可以形成协议的，因而在坎昆谈判时，应非常具体且务实。

　　因而，目前欧盟做好了两手准备：“我们采用了双轨制机制，即一边在联合国框架下谈判，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运用双边合作机制，否则我们等得太长，会丧失宝贵的时间。

　　德贝克也道出了对坎昆会议现实的看法：“美国一直都是一个难打交道的谈判对手。他们所有在哥本哈根作出的承诺，目前都还没有什么进展，这是很令人失望的。”

　　不过在傅忠看来，“许多年来，欧洲政界在表面上都强烈支持二氧化碳减排。但是实际上的执行力却比较弱。”

　　“所以我对于上述三国部长的装饰性话语并不是特别有信心，因为我相信当政策真正实施的时候，会非常的弱化，基于每个国家的需要，都会赋予不同的赦免权，因此最后的出价就不会像在最开始看到的那么强。这就发生在《京都议定书》的阶段。”傅忠说。

　　“就像在欧洲一样，在美国碳排放立法也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傅忠表示，考虑到奥巴马政府在经济增长政策方面的糟糕表现，他们能使一个很有效的立法被通过是会非常困难的。

　　“虽然我不像其他一些人那样认为，在今年的换届选举中，民主党会输得那么惨，但是他们的确会输掉一些席位，因而在今夏之前，民主党有一个机会通过一个法案，但他们选择了金融改革法案。”傅忠表示，之后参众两院就休会了，在复会后的秋天，参众两院面临政治选举，因而到那时，也不会再通过任何有重要意义的法案了。

　　在新参议院形成和选举期间的“跛脚鸭”阶段，有可能民主党还是要试图通过一项重要法案，但是这取决于用多大代价。傅忠认为，“现在民主党很紧张，对商界，以及对选民，他们对经济增长问题，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而同时，气候变化法案对于业界来说，是非常贵的，对工厂和经济都有影响。傅忠表示，所以除非总统的个人支持率再次上升，或者总统决定在这方面大力推动，冒一次不能连任的风险，我不觉得今年能有什么进展。

　　不过目前美国有一个积极的认识进程，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认为如果中美之间达不成协议的话，别的国家也就达不成什么。傅忠认为，所以紧要的是，中美之间合作，要做出明智合理的决定，保证中美两国的互惠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