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日前发布审计调查结果称,历经6年时间,投入资金910亿元,我国“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水质依然较差,像巢湖、太湖、滇池的平均水质仍为Ⅴ类或劣Ⅴ类。
为何我国湖泊治污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控制效果不甚理想?近日在武汉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一些专家直陈我国水污染防治中的弊病。
边治理边污染,“再投910亿元也没用”
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的繁荣,太湖水质却“连降三级”:从上世纪80年代的Ⅱ类水为主下降至Ⅴ类、劣Ⅴ类。当遍布太湖周边的上万家纺织印染、化工制造、食品加工等企业,在为地方GDP增长作贡献时,污染物也在急剧积累。
与太湖的命运一样,巢湖、滇池也在当地政府和居民围网养鱼、围湖造田、建厂兴业的大发展之后,湖面萎缩,水质恶化。
近千亿元巨额投资为何治不好“三河三湖”的污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坦言,首先是湖泊治理方针、技术路线出现了偏差。“就水论水,强调用工程与技术手段治污,而忽略了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忽略了源头上的节水减排。建起了污水处理厂,但是运行率低;沿湖的截污做到了,但是陆地上的排污截不了。”
王浩院士表示,我国在一些湖泊水污染治理和富营养化控制关键技术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为防止我国湖泊水环境进一步恶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光注重水域治理,没有进行系统的流域管理,实现“水陆联动”,就难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
“治污体制和技术路线不改变,再投入900亿元也很难奏效,还是会边治理边污染。”王浩院士说。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委员金相灿说,对我国浅水湖泊富营养化控制的思路与技术路线要认真反思。为治理这些湖泊,政府已投入庞大的资金,仅滇池就投入100亿元,但效果不甚理想。
有关专家认为,传统治理思路主要盯着湖泊水质做文章,水质又主要是COD、总磷、总氮3个指标,其实这只是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的“冰山一角”。要认识庐山真面目,必须对水生态进行全面监测、诊断。首先要从规范流域内的人类活动着手,调整流域产业结构,从源头上控制整个流域的污染物排放量,使其保持在水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
环保投入成“唐僧肉”,“挤一挤水分有40%”
记者在世界湖泊大会上采访时,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环保投入的确是个“无底洞”。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说,以前我们一直强调环保投入不足,但在“十一五”期间,国家的环保投入不断增长,“十二五”期间预计还会加倍增长。“但是,真正用于污染治理、环境改善的有多少呢?”王金南说,“挤一挤水的话,我觉得可以挤掉40%以上。”
记者发现,一些地方治理江河湖泊,就是建广场、铺草坪、筑园林,乃至修高尔夫球场,甚至将河道两边都砌成水泥墙。对此,王金南分析认为,这类“环保投入”更像一个个“形象工程”,有些不仅不能达到治污目标,反而是对环境的破坏。
“‘面子工程’造价很高,一些地方污水处理厂的楼建得很大很气派,浪费的钱甚至可以再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清华大学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常杪说。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一些环保项目资金使用不透明,对排污企业的环境执法不到位,导致环保投入“无底洞”深不可测。
更有甚者,环境治理的资金变成了“唐僧肉”。审计署调查发现,5亿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资金被挪作他用、虚报多领,36亿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被少征、挪用和截留,涉及水污染防治项目资产闲置的问题金额超过8亿元,有206座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污水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
“九龙治水”治不住一个湖泊
来自世界湖泊大会上的一组组数据更加令人揪心:过去50年,我国的内陆湖泊已经减少了1000多个;过去30年,我国被污染的湖泊面积已达1.4万平方公里……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永春说,多年来,我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治理湖泊,但是收效甚微,除了治污技术层面的因素外,也有体制上没有理顺的原因。
他说,在“十一五”规则出台前,我国对湖泊的污染治理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明确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但一旦出现污染问题都归咎于生态问题、天灾。实际上不少污染事件都是人祸,政府却无法追究责任主体,关键原因在于没有将湖泊治理从流域系统考虑,许多湖泊都跨了几个省市,造成追究责任难。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秦伯强说:“在治理湖泊污染过程中,技术不是关键,关键是管理,九龙治水,最后谁都没有治好。”在我国,涉水、管水的部门多,有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等等,表面上看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实现了治水事权的覆盖,实际上却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
王浩院士说,水环境的治理,既要有稳定可靠的资金体系,也要有高效的流域管理体制和法制体系,对不同的管理部门的作用和职责进行清晰定位,并支持流域水资源保护环境改善的行动。破解“九龙治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一条龙来治水,不用再你争我抢,更不会出现事不关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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