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的合理分配、综合利用，不应是一场弱肉强食的“战争”

　　彩云之南，江河密布。

　　长江水系、珠江水系、元江（红河）水系、澜沧江（湄公河）水系、怒江（萨尔温江）水系、伊洛瓦底江水系等六大水系或发源于云南或流经云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水资源丰富的省份，仍不免遭遇“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的重创——大地龟裂、河流干涸、树木焦枯、农作物绝产、人畜饮水困难。而下游邻国的指责声则再度蜂起。

　　《中国企业家》记者在云南一周，遍访当地水利部门、文山州等重灾区以及澜沧江流域工矿企业和农户，发现，天灾所带出的，是一场围绕水利设施投入的争夺战和水资源野蛮利用、无序开发的掠夺战。而这场由来已久的“水战争”无疑加剧了天灾的危害程度。

　　“三农”缺水

　　3月30日凌晨，到达昆明巫家坝机场，仍见导游挥舞小旗，招呼游客。后来才知道，那些去城市景点、住星级酒店的游人，几乎不会受旱灾的任何影响—城市居民集中供水，一切如常。树木依然是春天蓬勃的新绿，各色花儿也照旧是清明前的明媚鲜妍。清晨的道路甚至仍然洒过水，花坛里的绿化树木，也都浇过水—土是湿的。出租司机很自豪地说，“我们是云南省会，怎么会不正常供水？”

　　就在记者以为旱灾不如想象中严重时，后面六天的采访证明，旱灾最大的承受者是农村、农民和农业。缺水，对“三农”，是让人窒息的沉重。

　　4月2日，从昆明飞抵与越南毗邻的旱灾重灾区之一的文山州。立见与昆明截然不同的景象—山上的松树都已枯死。山间梯田，土地已经龟裂。本应种水稻秧苗的土地，去年秋收后，就再没有耕种过，土地上仍留着秋天的稻茬。比水稻更耐旱一点的甘蔗，长到一人高后，也枯死。本应是七彩的云南、含黛的春山，变作连绵的枯黄。

　　一同从昆明飞文山的邻座是一位药商，自言到文山“看”三七。三七是一种中药药材，使用三七为原料生产的中成药品种逾300个，而全国近97%的三七均产自云南文山。因为干旱，加之药商囤积，三七的价格已经从去年的每公斤70元上涨到如今的440元。

　　因为干旱，农民种植三七的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在文山州砚山县砚东市场边一位被称为“砚山首富”的胡姓农民，还在坚持种三七，但坚持的成本是巨大的—每个月给三七浇3-4次水，每次浇水成本是3－4万元。在砚山，水已经卖到80-100元/立方米，是两个月前昆明城市生活用水价格的80倍。正常年份，三七的亩产量也不过100公斤左右。

　　没有更多人敢于冒风险去买贵如油的水去浇地。绝大部分农民，还没到成熟季节，就把三七提前挖掉卖了。金融危机后，国家“四万亿”投资，云南争取到一些公路建设项目，很多地方正在修路，漫天尘土里，无地可种、无所事事的农民无聊地围观挖土机作业。

　　牲畜也要喝水。30岁的王启仙，一个月前，终于卖掉了她养的6头猪，到砚山县城烟草酒店做服务员。丈夫王俊在砚山县干河张小法都克寨当小学老师。12年的代课教师生涯，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20元。王俊所在的寨子从大年初二就断水了。有人运水到寨子卖，他的工资，只够买1.5立方米的水。

　　王启仙的大哥王启洪，正常年份，一家一年种地纯收入2000元。今年因为干旱，无法耕种，从来没有离开土地的大哥，过完年，终于离开土地，到广东打工。其实，除种地外，他别无谋生技能。

　　王启仙母亲所在的砚山县者腊乡公革村，因为政府建“小康示范村”，由政府出资，村里每家每户都修了水窖，并不缺水。但砚山县的“小康示范村”屈指可数。全县45万人口，有28万人出现饮水困难。2万从前以种地为生的劳动力，为能够喝上水、赚钱补贴家里买水，外出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