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南水北调，还是要海水淡化？这是个真问题，北京的供水危机已近临界点，如果一时不可得兼，有所轻重缓急是在所难免；这是个伪问题，因为供水危机必将长期存在，“没有哪一种单一水源方案能够保障供水安全”。

　　北京，望海止“渴”

　　因为“饥渴”难耐，北京坐不住了。2011年6月14日清晨，一支来自水务、城市规划等机构的12人调研队伍，奔赴数百里之外的河北曹妃甸、天津两地，掂量淡化海水入京的可行性。

　　这个夏天，连续12年的干旱将北京推上了300万立方米的日供水极限，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标准十分之一的北京，陷入极度危险的水危机。

　　就在一个月前，5月9日，北京市明确提出，要把引黄入京、海水淡化和岩溶水利用纳入战略规划并抓紧落实。这是北京第一次明确将海水淡化列入战略水源，落实只是时间问题。

　　而这次低调的调研，对于曹妃甸和天津而言，更是场迟到的问计。

天津一海水淡化设施，至2015年天津计划海水淡化产能翻一番，达到48万吨/日。 （CFP/图）

　　早在2006年，海水淡化只是作为曹妃甸工业区循环经济产业链中的一环，用作电厂冷却水，但设计产能却远超工业自给。于是，工业区管委会委托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下称“天津淡化所”），酝酿北京输送工程的预可研报告。当年的报告证实，曹妃甸已具备百万吨淡化海水的生产和输送能力。

　　此后几年，曹妃甸频频示意北京。“如果北京市现在下决心，2013年就能供上水。”现任曹妃甸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朱越杰不改初衷。在他的计划里，用两根直径1.5米左右的管道通过两级泵站，就可以把渤海的淡化水直接送到220公里外的北京东四环。

　　另一个淡化水重镇天津，目前已拥有北疆电厂和大港新泉电厂两个全国最大海水淡化项目，每日产能占到全国的1／3。按天津市水利科学院总工程师周潮洪的说法，淡化海水大规模进入市政供水“还悬在那儿”。不过，天津仍明确计划到2015年，淡化水产能再翻一番，达到48万吨／日，“有可能会往北京送”。

　　新一轮的城市水危机，令海水淡化的春天似乎呼之欲出。4月，科技部一官员曾在一个海水淡化的国际研讨会上透露，中国目前正在建设若干个5万吨以上的大型海水淡化项目。而正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海水淡化“十二五”规划中，一批国家级海水淡化产业基地，有望诞生在天津、大连、青岛等沿海城市。

　　海水淡化PK南水北调

　　正方：“海水淡化技术已具备规模化应用的条件，其成本费用与远程调水相差不大，建议在进行大型跨流域引水工程决策时，将其与海水淡化进行比较研究。”

　　反方：“调水是国家工程，投入颇巨，哪个市委书记会傻到不要南水北调而要海水淡化？”但北京市水务局宣传处处长俞亚平的解释显得干脆，北京市从二三十年前起，就因缺水开始关注当时还属于前沿的海水淡化项目，这次的12人调研其实并无特殊之处。

　　态度如此谨慎的背后，多少是对淡化海水的高昂成本的顾虑，这也是其一直“只能微波荡漾，不堪担当重任”的症结所在。

　　目前，曹妃甸的淡化海水价格已宣称低至不到6元／吨，且有望进一步降低。在天津淡化所原所长李长建看来，水价构不成海水淡化的真正软肋，尤其与北京一直期待的南水北调工程比较而言。他回忆，2002年前后曾在报纸上看到当时的水利部领导称，南水北调的吨水成本，如果包括沿途征地、移民、管理以及调水造成的生态损失，会在20元左右，“如果真是这样，海水淡化成本再高也到不了20元。”李长建感慨。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都未曾公布水价成本的准确构成。这使得，海水淡化和南水北调的水价比较，陷入糊涂境地。

　　2011年4月1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在《人民日报》的撰文，称海水淡化技术已具备规模化应用的条件，其成本费用与远程调水相差不大，建议在进行大型跨流域引水工程决策时，将其与海水淡化进行比较研究。

　　国开投正是中国国内最大的海水淡化项目——天津北疆电厂的投资方，此刻高调造势，多少是瞅准了南水北调延期后北京供水的意外缺口。

　　2008年底，当时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将中线一期工程调长江水入京津的时间，由2010年延后到了2014年，而东线一期工程，其通水时间也后调六年至2013年。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脱盐分会秘书长郭有智，在南水北调延期消息蔓延的2009年，曾去北京市水务局询问首都的缺水状况，他的朋友说“太紧张了，都不能说”。

　　同年，郭因为建议尽快上马海水淡化项目以解北京水困，当选2009年度《科技日报》评选的年度人物。同时入选的还有袁隆平和钟南山。

　　也是从2009年起，南水北调和海水淡化的利弊比较，在各个层面上展开。2010年6月，有关南水北调入户水价将高达8元到10元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作为主管的南水北调办公室不得不出面辟谣，并在2010年底组织调水、淡化两个领域的专家座谈，集中讨论成本下降空间以及输送可行性等关键问题。

　　迄今，南水北调究竟水价几何，仍在工程动态投资和国家政策之间变动。“南水北调的水价既算不清楚，也没人去算。”一位了解南水北调办公室调研过程的行业人士表示。

　　而调水和淡化水孰优孰劣，开始越辩越不明，以至最终出现“调水派不屑于比较、淡化派则不愿比较以避免人为对立”的局面。2010年冬天，南水北调办公室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尽管民意热衷，但会上却并未有任何南水北调和海水淡化成本的直接比较。

　　国家海洋局一官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多次考察沿海早期的海水淡化项目。他无意质疑南水北调的经济性，却对东线工程心存疑虑。东线主要向天津和胶东地区供水，这一区域正好是黄、渤海沿海地带，“解决沿海地区缺水问题，为什么要舍近求远？”

　　这位官员还直言不讳，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东西向的平面调水工程都证明不成功。这个不成功的名单中包括引滦入津、引黄济青、引碧流河入大连。

　　周潮洪刚刚参加完天津市发改委组织的又一轮海水淡化调研，她无意比较海水淡化和南水北调的优劣，只是一再强调，“没有哪一种单一水源方案能够保障供水安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几天前，中国脱盐协会（CDA）刚刚拿掉戴了六年的“筹”字帽，正式成为中国首个脱盐行业协会，实际上也就是海水淡化的行业协会。

　　脱盐协会最终拿到的民政部注册批文上，写的是“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脱盐分会”，挂靠单位是水利部。但按照国务院“三定”方案，海水淡化相关事宜的主管单位却是国家海洋局。“我们一直在找婆家，过程中比较纠结。”郭有智解释说。

　　“从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角度看，水利部似乎是更适合的管理部门。”有业内人士如是评价。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将海水淡化技术应用于海岛、军舰。但直到2000年之后，由于企业力量的参与，多套大中型海水淡化装置才在沿海电厂等企业建成并成功运行。

　　但迄今为止，九成的海水淡化项目都是企业自用，遑论大规模接入市政管网作为民用。在“淡化界”看来，正是因为淡化水始终没有纳入国家水资源整体规划。究其原因，无论国家还是地方解决缺水思路的首选，仍是开采地下水和调水。“调水是国家工程，投入颇巨，哪个市委书记会傻到不要南水北调而要海水淡化？”李长建分析道。

　　天津市膜科学与海水淡化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志则希望，国家能给予海水利用工程与国家公益性水利工程同等地位，将海水淡化纳入国家水资源配置体系和区域水资源规划，同时能够出台政策支持沿海地区优先使用淡化海水。

　　根据中国脱盐协会的统计，中国现有海水淡化装置69套，设计产能约68万吨／天，实际运营的大概只有四五十万吨／天，每天产量甚至不如中东一家淡化水厂的规模。而只要留意2005年出台的《海水利用专项规划》就会发现，当时的规划相当雄心勃勃：2010年达到80万－100万吨。

　　情况正开始变化，南方周末记者辗转获悉，国家发改委正牵头组织编制海水淡化的十二五规划，不日即将出台。相关人士透露，原本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有关于海水淡化的表述，因一章内容不足以涵盖，遂单独编制，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而早在2010年4月，规划编制过程中，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还专门在湖北恩施开会讨论海水淡化相关的配套财税措施。科技部则已经编制完成了促进海水淡化科研和装备的十二五规划初稿。

　　中国脱盐协会现在的乐观预期是，未来五年中国的海水淡化产量将达到140万吨、在建50万吨。

　　而李长建则时常想起2002年前后的一桩事，大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当年，科技部推行科研机构企业化改制，当时被认为没什么用的天津淡化所，差点被推出门外自谋生路。而另一家海水淡化处理技术的科研机构——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则最终被公司收购，转制为企业。

　　“如果那时能把天津和杭州两个所合并，科研力量会比今天强很多。”李长建不无遗憾。

　　至于海水淡化是否真能迎来春天，他归结为是否急需，“如果南水北调过不来，北京密云水库的水干了，那时就会不计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