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年，一开春，宣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中央文件就迎面而来，让人们对水资源危机有了更强烈的感受。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指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划定了三条红线。今年1月份，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提出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责任和考核四项具体制度。这意味着，水资源已经和粮食安全一样，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水资源困境如同一块棱镜，折射着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领跑全球的经济增长，配套设施滞后的城市化，保水、节水的制度缺失。实际上，水资源困境已经在倒逼中国发展战略转型，每一条新的发展路径都需要放在水资源的天平上称一称。《中国新闻周刊》征询多位专家，获得三个重要启示。
    启示一：摒弃粗犷式发展
    中国所面临的水资源危机，由两个相反的力量造成。一方面是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水资源需求;另一方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水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
    据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今年2月透露，目前全国年平均缺水量500多亿立方米，而在2006年，这个数字是400亿立方米。不难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水资源短缺问题愈加明显。
    水资源危机的背后，是严重的水污染问题。最缺水的地区，往往是高耗水、高污染产业集中的地方。在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看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环境恶化的最明显表现，就是水污染。
    改革开放后，“先污染，后治理”一度成为很多地方官员的口头禅。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忽视环境治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不容辩驳的施政方针。
    东莞的发展最为典型，这个河汊纵横的岭南水乡，在成为“世界工厂”10年之后，已经找不到一条清洁的河流，东莞运河成为横穿城市的臭水沟，市政府斥巨资为运河修了漂亮的汉白玉围栏，但河水散发的臭味，让游客不敢靠近。
    小化工、小印染、小电镀、小造纸等高污染企业在中国工业化初期几乎不受限制。工业的粗放发展，造成严重的水污染。据胡四一透露，到2010年，38.6%的河流水质劣于Ⅲ类，2/3湖泊富营养化，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不足一半。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湖南省环保厅了解到，湘江水质全年90%只达到Ⅲ类水标准。据马军介绍，在国际上通常以II类水为饮用水标准，Ⅲ类水需要进行化学品处理才能符合饮用水标准。污染越厉害，加的化学品越多，自来水的口感越差。
    湘江供应包括省会长沙在内的4000万湖南人饮水，有长沙人表示，“（自来水）不放茶叶没法喝。”马军表示，中国五分之一的水源地被污染，而这些水源地供应着三分之二的城市饮用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指出，中国现行的污水排放指标，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标准，中国环境容量本来就比西方国家小得多，“即使每家工厂达标排放，河流水质还是会比正常状态差很多”。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一度置环境治理于不顾，城市生活污水肆意排入江河，加剧了水污染程度。
    长沙市2005年只有两座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30万吨生活污水，而整个长沙每天排放的生活污水有100万吨。每天有70万吨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湘江。直到最近3年，长沙才突击修起5座污水处理厂。即便如此，由于污染源众多且难以控制，湘江每年仍有10%的检测显示氨氮超标，低于Ⅲ类水标准。
    在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不仅没有实现集约化利用水资源，反而加剧了水污染，导致大范围的水质型缺水。如果这一矛盾得不到解决，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将不可持续。
    胡四一对此抱有深深的忧虑，他表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我国水资源形势将更为严峻。”
    启示二：“调水”不如“治水”
    今年一开春，连续发生了广西龙江、江苏镇江两起重大水污染事故，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最近几年，水资源环境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媒体显要版面。据监察部统计，目前每年发生1700多起水污染事件，最近6年共发生15起特大水污染事故。
    2005年的松花江化学品泄漏事故，给当地造成严重的饮用水危机。最终哈尔滨放弃了松花江，另外开辟磨盘山水库作为饮用水源。
    重金属污染、化学品泄漏，此起彼伏的水污染事故，对集约化用水的城市饮水安全造成的威胁，促使地方政府不断寻找新的饮用水源。
    因黄浦江污染严重，上海市放弃了黄浦江，去长江取水。而环太湖地区的无锡等地，也在寻找新的饮用水源地，找不到就超量开采地下水。马军指出，每年500亿立方米的用水缺口，多半是由地下水来弥补，结果造成地表沉降。华北地区的地下空洞越来越大，而环太湖地区本来就低洼，地表沉降后，造成严重内涝。
    事实上，很多地方已经很难就近找到第二水源，一旦发生重大水污染事故，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将无水可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甚至在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如广州、深圳等地，也在进行从河源万绿湖引水的工程。
    由于湘江重金属污染严重，湖南长株潭地区盯上了远在郴州的东江湖，计划凿一条长达数百公里的引水渠，将东江湖水引到长沙。当地人描述，工程之巨，相当于“再造一条湘江”。
    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水质出了问题，就通过调水来解决，不仅加大了水资源的成本，还会改变水资源布局，可能带来无法预知的生态问题。”
    事实上，梯级开发水电站的水资源开发方式，已经引起一系列生态问题。一些野生珍稀鱼类因洄游产卵通道被切断，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湖南农业大学生物工程系讲师周晓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江豚可以从长江游到洞庭湖，再从洞庭湖溯游到湘江上游的永州，而现在，江豚在永州已经绝迹，只能以标本的形式陈列在永州市博物馆。
    胡四一表示，目前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程度达到76%，淮河达到53%，海河已超过100%，已接近或超过其承载能力，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这是水资源危机带来的另外一个严重后果。
    傅涛认为，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最好办法，不是调水工程，而是就地控制污染，并回收污水重复利用。以色列是全世界水资源最短缺的国家，但他们的污水回收利用率达75%，也是世界最高的。
    启示三：行政调控应结合市场手段
    刚出台的“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管理水资源。傅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有必要的，但管得严格，未必有效，实际上，通过市场手段来调控效果更好。”
    目前的水价是政府定价。由于定价过低，居民节水意识不强，导致浪费严重。
    比如北京市，假如只有500万人，水价定为3元/立方米就够了。现在北京有2000万常住人口，合理的水价应该更高。现在只有不到4元/立方米，每个北京市民月均用水4立方米，每月仅需16元左右。很多人对这个价格根本不太乎。
    一些耗水严重的服务业没有受到水价的合理调控，它们的大量存在，与日趋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显得极不协调。
    北京有175个高尔夫球场或练习场，同时还有数百家桑拿洗浴中心。对一个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100立方米水、比以色列还少的缺水型城市来说，水资源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
    据傅涛介绍，以色列制定了完善的水价体系，促使用水者不断提升用水效率。该国水价实行“累进制”，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水价呈现差异。为鼓励回收水的使用，政府确定了低廉的回收水价格。家庭用水根据用水量的不同有三种价格。工业用水在使用者允许的配额内价格不变。为进一步使得水价与成本相符，以色列2000年开征水资源开采费，该费率于2007年进行了调整。水资源开采费根据开采行业、水源质量、开采数量和开采地点的不同而定价不一。水资源开采费将增加生产者的成本，并最终影响水价，使得不同的水资源价格有所差异，成为政府调节水资源利用的政策工具。
    在另一个缺水的国家澳大利亚，则通过水权有偿交易和许可证制度，对水资源进行管理和调控。
    澳大利亚通过立法，将国有水资源以许可的形式分配给地方水利批发商(含水务部门)和农户，由批发商以买卖的形式将水供应给用户，从而使水的管理既有宏观调控，又有市场调节。同时，政府允许不同用户之间相互有偿转让用水额度，实行水资源商品化，即通过市场调节配置水资源。
    另外，澳大利亚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取水许可审批制度。递交申请报告(包括取水量、取水地点、用途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并缴纳申请费；由政府部门在地方报纸上进行公示，征求民众意见，如有异议，可在规定期限内提出。这个类似环评的作法，可以避免用水者过度开发，破坏水资源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