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烜 发自北京

3亿m3，相当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进京水量的30%，这是北京列入计划的“引黄济京”工程调水量。

5月13日，北京自来水集团在“2012年饮用水卫生宣传周”上再次“吹风”，北京市将首次启动“引黄济京”工程。

“‘引黄济京’已经写入去年年底发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北京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处长戴育华对媒体如此解释，但他同时表示，工程在年内开工的可能性不大。

上述规划早在今年2月已经公布，尽管对“引黄济京”工程的描述仅有一句，但已是这一设想首次列入工作计划之内。

几年来，北京市水务局几乎每年都对“引黄济京”工程对外“吹风”，但始终无法落实。

两年之后，即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10亿立方米优质淡水将抵达北京，“引黄济京”工程是否还有必要？且黄河水无论泥沙含量还是污染程度，都远高于前者。

干渴的北京显然已经无法拒绝任何能够拿到的水源。

引黄河水仅仅是应急

“目前尚没有‘引黄济京’工程的进一步消息，我这里没有更多的信息能提供给你。”5月22日，记者与北京市水务局联系核实消息时，一位李姓负责人表示，工程仍处于前期调研阶段。

时代周报记者从其他渠道获悉，戴育华是“引黄济京”方案现阶段的主持者之一，而水利部目前尚未看到北京“引黄济京”的任何方案。

根据戴育华之前在电台的介绍，“引黄济京”的定位仅仅作为北京用水的一个应急保障渠道。

黄河水的来源将是山西与内蒙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枢纽，此前，“引黄济晋”工程已经以万家寨枢纽为起点实施，总引水量为12亿m3。工程第一期早在2003年就开始为大同等地供水，工程第二期北干线也将在近期修通。

在戴育华的方案里，只要北线机组安装完成，输往山西的黄河水就能够基本沿着永定河的流向，同时注入官厅水库。

而北京市水务局副巡视员杨进怀的另外一个方案则是“引黄济永”，即在保证太原、大同两地的供水之后，让黄河水沿桑干河全部下泄，汇入永定河，让常年干涸的永定河河道不再断流。

永定河号称是北京的“母亲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然有20余亿m3之丰富水量。1951年，中国在永定河北京段上游河北怀来开建解放后第一座官厅水库，设计总库容为41.6亿m3，但官厅水库建成以来从未蓄满，近几年甚至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况。

从2006-2009年连续四年，官厅水库入库水量均在1亿m3以下，分别为0.96亿m3、0.67亿m3、0.80亿m3和0.22亿m3。这意味着，作为北京地表供水的两大来源之一，永定河水系已经失去供水能力。

永定河流水的消失，使得北京多年以前就盯上了黄河水，并一度比“南水北调”更受青睐。

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写道：“结合建设山西能源基地,引黄(河)济永(定河)，增加官厅水库水源的设想，较之由丹江口水库引水的中线方案更具有现实意义。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列为规划建设项目进行全面研究争取早日实施。”

原因是，引黄工程只有约400公里，并且还能利用地形自流，造价远低于1200公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但后来的情况是，《南水北调中线规划报告》1987年完成，并且倾全国之力来实现，而“引黄”则仅限于山西境内。

“黄河基本上是无水可调，而长江则有所富余，从后来的情况看，‘引黄’远不够满足北京一地的用水，而‘南水北调’中线能够大大缓解华北平原的缺水状况，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甘泓对时代周报分析道。

“黄河水作为应急调水的来源，保障北京水资源安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要作为日常的供水，代价就太大了。”甘泓说。

由于气候变化，黄河的径流量逐年减少。

水利部黄河委员会测算，1919年—1975年系列水文数据计算，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为580亿m3，而1956年—2000年仅为535亿m3。

而黄河的入海径流量更是减少到惊人的程度，近十年平均年入海量不足200亿m3，使用率70%以上。而在上世纪50年代，黄河的入海量仍在500亿m3以上。

“黄河本身也需要调水补充，要调水出去太难了。”甘泓说。

闲置的山西“引黄”

“黄河目前没有水调到北京，我也没有看到任何向北京调水的方案。”记者致电黄河委水资源管理与调度局，一位工作人员解释道，“黄河要向北京调水，目前基本是不可能，按照1987年的水量分配方案，北京没有黄河的可用水量份额，如果要更改，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所谓1987年方案是指国办发［1987］61号文，这份通知文件严格规定了11个省市的黄河水量配额，其中包括黄河没有流经的河北和天津，但北京并未被列入其中。

这一分配方案的结束时间为南水北调工程生效前，如今仍为黄河委所沿用。

在1987年方案的框架内，各种“引黄”工程上马，其中包括山东的“引黄济青”、河北天津的“引黄济淀”“引黄济津”、山西的“引黄济晋”。

由于工程造价不菲，引来的黄河水成本甚高，水价倒挂的现象屡见不鲜。

而2003年完工的“引黄济晋”一期工程几年来更是面临闲置窘境。

引黄一期工程总投资103.54亿元。一期工程可为太原日供水80万m3，但配套水厂及管网的建设规模仅为40万m3，跟据学者的测算，引黄供水全线还贷成本价（包括太原水厂和管网部分）要达到9.66元/m3。与之相比，尽管缺水严重，当地地下水的打井成本仅为1.2元/m3。

结果是，太原市自来水公司每供1m3自来水，就亏损2.41元，只能依靠政府补贴来维持。

2008年年底，黄河供水公司累计亏损1.27亿元；2009年亏损9000余万元。至今，太原仍未用足黄河调水指标。大量调来的黄河水在太原市内河道流淌，因为处理越多亏损越多。

尽管与太原2.5元的水价相比，北京居民水价高达4.2元，为全国之最，但显然远低于“引黄”的成本价。

“成本应该不是问题，南水北调10元/m3，北京都要了，引黄河水不会比这个更贵。”甘泓则认为，“引黄济晋”的闲置，应该能给北京引入黄河水提供可能性。

调水已是首都生命线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曾就中日两国首都圈水资源的使用作过对比。

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100m3，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000m3的缺水警戒线，北京地下水占水资源使用总量72%，而东京仅占0.2%。

恶劣的水资源环境使得北京不得不依赖于无限度的地下水开采。

与华北平原其他城市一样，超采地下水数十年后，北京已处于一个2000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斗上，地面沉陷等问题随时威胁安全。

北京市最近五年的年用水总量约为35亿m3。密云水库只能供给不足6亿m3（官厅水库则早在1997年就因为污染严重退出了供水的序列），再生水供4亿—6亿m3，其余25亿m3左右主要来自地下水。

由于北京城区仍像“摊大饼”一样不断扩大，到2020年常住人口将超过2500万，水资源成为最大的瓶颈。

南水北调工程原本就以解决首都供水问题作为其中一个目标，但由于工期一再延长，几年来北京不得不从河北、山西紧急调水，每年调水量超3亿m3。

一位水利人士透露，为了保障2008年奥运供水，北京曾考虑境外调水方案，一个是从河北周边调水，另一个则是从黄河调水，最后前者因为更为方便，沿用至今。

河北对北京调水的管渠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一部分，虽然因为移民问题中线工程一再推后，但河北与北京之间的部分却早已建好，于是由河北向北京调水变得顺理成章了。

北京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的来源潮白河、永定河原本大部分的流量都在河北境内，在修建两座水库时两地约定用水量各分一半，即河北拥有密云水库6亿m3、官厅水库3亿m3的使用权。但其后由于首都缺水，河北服从大局放弃了两座水库的水权。

如今，河北岗南、黄壁庄、王快、安格庄四座水库又以紧急调水的名义归入北京旗下。

在北京水务局的“十二五”规划中，未来四座属于河北的水库将每年调水4亿-6亿m3。

如果算上将来“南水北调”中线的10亿m3，引黄的3亿m3，北京的半数用水将来自境外的调配。

而北京市要经过山西引入黄河水，则必须要使用山西省的水权。

1987年黄河水量配额规定，山西省可使用黄河水量为43.1亿m3，但“引黄济晋”工程就占用了15亿m3，而北京要从山西调到3亿m3黄河水，算上中途的损失，所占用黄河水量配额应在5亿m3左右。

“问题是，我们没有水权交易的机制。”许新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也就是说，就算北京愿意出钱，山西也愿意卖，也得找国务院来决定。”

“行政手段是中国目前分配水资源的主要方法，特点是按需分配。”许新宜说。

2011年7月14日，在北京市水务改革发展工作大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刘淇首次提出“以水控人”，其后，“逐步建立以水控制居住人口规模的制度”的表述，正式进入《北京市“十二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要结束北京四处找水窘境，也许是时候该让拥挤的首都减减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