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近期因垃圾焚烧厂建设项目而爆发群体性事件，围绕这一产业多年的争议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专家表示，中国制定的垃圾焚烧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不比欧盟等地低，而为有效化解项目建设中的“邻避效应”，应实施社区回馈工程。

    二恶英排放不及总源百分之一

    5月初，杭州市余杭区中泰乡及附近地区居民因反对垃圾焚烧项目选址而发生群体性聚集事件，引发全国关注。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今天专门就垃圾焚烧产业发展举行媒体见面会，有关专家对多年来频发的争议进行了解读。

    由于此前各地垃圾焚烧项目争议的焦点是二恶英排放问题，在媒体报道中被冠以“二恶英研究泰斗”称号的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郑明辉表示，实际上目前生活中二恶英排放源很多，空气和食品都含有二恶英，全世界任何角落都有。而生活垃圾燃烧排放的二恶英量是非常少的，预计不足总排放源的百分之一。

    针对被外界诟病的国家标准偏低问题。此前，环保部和国家质检总局刚刚发布了《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其中二恶英类控制限制在用国际上最严格的标准。

    而就在4月底，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担任执行主任陶光远曾专门就垃圾焚烧排放标准对中国和欧盟等地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是中国垃圾焚烧污染物排放达标值是德国焚烧场的最多达数百倍，标准太低。

    对此，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直接称其“非常不专业”。刘阳生表示，“他拿欧盟这个标准的日均值和我们中国这个标准的小时均值来对照的，差的太远了，天地之别”，“良心大大的坏”。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聂永丰教授对此解释称，中国的标准体系和国外的标准体系不一样，中国标准过去只有小时均值而没有日均值，而日均值和小时均值是有一个换算的关系，这里面是成倍的，成多少倍的在发生变化。
 
    博弈状态下建议实施利益回馈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今天邀请到三位专家解读垃圾焚烧争议。而他们三位聂永丰、刘阳生和郑明辉，也被视为国内垃圾焚烧项目著名的力挺派。不过，郑明辉也表示，实际上现在反对垃圾焚烧争论中“反焚烧”和“反建”是两回事，反焚烧涉及到专业技术问题，可以一起来讨论，但是反建，很多事情不是专家能做的，也不是老百姓能做的，从政府建设规划方面就应该考虑到对居民的影响和承受力的问题。

    刘阳生表示，垃圾焚烧场建在家门口，“看着不舒服是肯定的”，但是受益的是大众，影响的是小众，所以就剩下一个博弈的问题，这就涉及到选址的科学规划问题，还有公平公正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利益回馈，但是不是生态补偿，而是建一个焚烧垃圾厂给周围带来产业升级，给老百姓带来生活和就业环境的升级。

    郑明辉也提出，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是社区回馈工程，为了平息民怨，台北市北投垃圾焚烧厂当时投资70亿元，留下20亿元做了社区回馈工程，包括在周边兴建了公园、游泳池和图书馆等设施，“社区周边品质提高了，这时候老百姓不会万众一心的反对了”。

    但是这种聪明的办法在中国内地是否行得通仍是个疑问。郑明辉透露，当初也曾对北京市方面提出过类似建议，“他们说这个在中国执行不了。为什么？建设焚烧炉是市政部门在做，建设公园是园林局做，我说你在这建一个公园，他理我吗？”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也表示，反建和反焚烧是不同的概念。反建是一个社会问题，反焚烧则是一个技术问题。现在国内垃圾处理出现这么多问题，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我们现在把责任推到垃圾焚烧这一块，把解决问题的办法推给专家，这是不合适的，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问题。”（翟瑞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