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公众普遍关注的大气污染、水污染不同，土壤污染犹如“隐形杀手”，给百姓健康带来慢性危害。作为一座工业化城市，上海的土壤污染问题也值得高度关注。如何在体制机制上保障土壤污染的防治工作，解决资金来源、责任认定等棘手问题？近日，在上海市科协举行的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提到美国政府治理土壤污染的“超级基金”，认为该制度对上海有借鉴价值。那么，打造沪版“超级基金”还欠缺什么？专家发表了各自观点。

　　立法防治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是指具有生理毒性的物质或过量的植物营养元素进入土壤，导致其性质恶化的现象，污染成分包括重金属、有机物两大类。土壤有一定自净能力，但一旦被严重污染，就很难恢复。

　　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土壤污染是普遍现象，上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拉夫运河事件”就是一例。1942年至1953年，胡克化学公司在纽约州拉夫运河中弃置了2.18万吨化学废物。运河被填埋后，该公司将这一地块出售给尼亚加拉瀑布学校董事会。那里建造学校后，附近发展为居民社区。随着时间流逝，贮存在地下的化学废物渗入土壤，向居民住宅释放毒气。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轰动全美。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该法授权美国环保署对全国污染场地进行管理，并责令责任者修复污染特别严重的场地；如果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修复能力，“超级基金”将拨款修复。

　　由此可见，立法和资金是“超级基金”制度的基石。然而，市环保局副总工程师、规划处处长柏国强坦言：“我国在土壤污染立法上尚不健全，资金问题也会成为很大障碍。”上海交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仵彦卿说，好几年前我国就研讨土壤污染立法事宜，但至今土壤污染立法仍未出台。专家建议，应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项立法，构建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的地方性法规体系。

　　全市“摸家底”调查

　　在资金问题上，一些专家认为除政府拨款外，应严格执行“谁污染，谁治理”的责任制度。“超级基金”法案就规定了责任方“严格、连带和具有追溯力”的法律责任。也有专家指出，“谁污染，谁治理”不符合国情，因为很多污染地块的责任方不明确。以上海部分地块为例，解放前就有工厂使用，如果追溯那些企业的责任，要他们为如今的污染治理买单，在实际操作中显然有很大难度。

　　“土壤修复很费钱，"超级基金"花了很多钱，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仵彦卿说。为解决这个难题，他认为应采取“先列出污染场地清单，再做风险评估，按污染风险等级分步实施”的战略，把有限的资金先用于修复风险等级高的场地。为此，上海应开展全市范围的土壤污染“摸家底”调查，对有污染的场地按风险值大小进行分类。德国政府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划出3条线：对绿色线上的场地，重在预防；对黄色线上的场地，发出警告；对红色线上的场地，进行修复。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沈国辉说，“摸家底”除了调查工业用地，对农业用地也不可忽略。

　　设监测点源头管控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小平认为，打造沪版“超级基金”制度，还应加强源头管控。如果依旧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么会不断有新的污染场地出现。因此，工业、农业用地监控与污染场地修复一样重要。环保部门可以像设立PM2.5监测点那样，在本市设立土壤-地下水污染监测站位，进行长期监测。一旦监测到污染，由于不存在责任方不明确的问题，政府完全可以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制度。

　　研讨会上，专家还谈到了土壤修复的技术研发和市场规范问题。仵彦卿认为，政府部门有必要对该领域的基础研究进行立项，支持前沿性、新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否则我国的土壤污染治理会缺乏后劲。政府部门还应牵头，推动行业协会制订土壤修复的技术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从事土壤修复业务的企业进行资质认证，淘汰一批技术水平不达标的企业。

　　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杨建荣表示，土壤污染的防控与修复问题十分重要，市科协会为科研人员搭建平台，将更多有价值的建言提供给有关部门，供其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