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0年，全球环境咨询业和工程服务经历了史上速度最快的增长，收益达522亿美元，增速达73%。
中国最为典型和成熟的是环评市场，目前业务集中在环保系统内。“哪怕改革了，客户的潜意识里还是想找环科院，尤其是政府的决策性服务，不会交给社会上的公司。”
哈莫尼公司最近才开始设计中文网站，入华经营22年，居然只有英文网站，这在外资咨询公司界却是共性。
1999年，吴成志报考环境工程专业时，环境产业是朝阳行业。2016年，当他已是三捷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时，他依然给自己打气：这是朝阳行业。
他如今身处的环境咨询业，确实仍是中国方兴未艾的环境产业一大细分领域。
环境咨询公司的典型特征：一群专业人士给政府和企业的环境管理出点子，做环评、清洁生产审核、治理规划、风险评估……公司的业绩都是靠人力资源换来的。
这不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在国外，有的公司已有上百年历史，进驻中国的外企也有二十多年。在国内，环境咨询企业并不多，各地环科院、高校承担了相关工作。
这是一个法规导向型行业，执法越严，市场越大。环境咨询业的发展预示着环境产业的完善和环境质量的改善，多年来，环境咨询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并不高。在重典治污的当下，大商机终于要来临了。
政府还账，企业补课
陆朝阳最近感到压力很大。他是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提供环境服务的平台，南大环规院每年都要为政府和世界500强企业等客户提供几百项环境咨询服务。
压力不在数量大，而是服务质量要求高了。陆朝阳感觉这种趋势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出现，尤其是国家“气十条”“水十条”和新环保法实施，甚至环保部新的领导班子上台后越发明显。
这都是环境咨询业在中国发轫的种种迹象。
首先因为环保督政的加严，地方政府被迫还旧账。
南大环规院以前也给地方政府做河流整治方案，但是目标制定得很随意。“中央要求Ⅲ类水，地方政府就定Ⅲ类水。能不能达到呢？规划先做了再说。”陆朝阳说，统计数据直接拿来就用，环境监测一次就够，最终导致“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而今，地方政府会动真格考虑达标能力——这亦是环境咨询业的英雄用武之地。对达标规划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地方政府对统计数据的要求也更严格，还要做长期和科学的监测。
急需学习国际经验的地方政府让美国咨询公司也忙了起来。前加州空气资源局执行官凯瑟琳·薇姿博恩退休之后，成为美国气候工作基金会咨询师，最近频繁和北京、深圳多地的环保部门接触：“作为一个给政府服务的政策管理咨询师，我愿意分享在世界上最大的空气管理机构工作的经验，基本上我一年要来中国4-6次。”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严格的新环保法下，企业负责人不想被罚款、被刑拘，就要主动补课。吴成志发现“智慧环保”也是和合规性相通的时髦说法：EHS（环境健康安全）管理系统、工厂的原材料、用煤量、废气、废渣……都被纳入环境信息管理系统中，成为环境咨询公司新的业务。
进一步地，政府和企业的环境管理还开始重视公众的举报、公益组织的爆料。这类诉求被业内称为“没有明确标准的民标”，比法规更严格。
为达到“民标”，环境咨询公司接到的临时任务开始变多，类型也千奇百怪。比如有的工业区被百姓投诉有废气排放，就委托咨询公司提供工业区的废气整治方案，有的还要设立臭气预警预报系统。
割裂的中国市场
环境咨询业听上去很陌生，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不是一个新兴行业，在中国市场上，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最为典型和成熟的就是中国的环评市场。以环评为代表，中国目前的环境咨询业务大多集中在环保系统内，据多位受访人士估计，这个比例占到一半以上。即便在2015年已有多家“红顶中介”脱钩，但截至目前尚有七成以上、150余家环评机构没有和环保系统脱钩。
除了环评，环保系统的机构也承担了不少其他的环境咨询业务。浙江省某地级市环保局污防处处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十三五”规划要求VOCs（挥发性有机物）零增长，但地方环保局对于VOCs管理很陌生，甚至连如何计算都不清楚，一些工作就委托浙江省环科院来做。
“哪怕改革了，客户的潜意识里还是想找环科院，对他们的背景更放心。”吴成志说，“尤其是政府的决策性服务，不会交给社会上的公司。”
对于外资咨询公司而言，进入中国已多年，如果不与国内环科院或高校合作，分享的蛋糕更多是毫不相干的另外一块——给在华的外企、国际机构服务。
美国哈莫尼公司高级副总裁秦健民说：“我们做的环评都是英文的，还要全文公示。”早在1994年，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环保意识时，哈莫尼就看准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业市场，进入中国。22年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是哈莫尼最大的客户。
除了环评，外资咨询机构还给在华的外企从事总部要求的环境服务，例如EHS管理。这些不只是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更多的是国际通行的规范甚至更为严格的行业规范。而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外企也与国际接轨，碳排放的核查也需要咨询公司来做。
由于外企“树大招风”，常常被环保组织盯上，外资企业还委托环境咨询公司对供应链进行审计和风险管理。比如某些外企在被质疑供应链污染后，就去全球咨询集团AECOM寻求帮助。“这和法规关联性不大，是我们不同于环科院的、在中国的特色服务业务。”AECOM中国区环境执行总监涂震江说。
欧美企业，水土不服
欧美是环境咨询公司的主要聚集地，公司类型多样，除了水气土外，还涉及自然资源、能源、职业卫生、绿色建筑等多个领域。
作为服务业，环境咨询的业务细致而专业。有的将服务内容按照首字母A-Z排列开来以便于查找，有的可上门回收油漆、农药、电池、荧光灯泡等有危险性的家庭废品，有的通过高分辨率的测算和模型，观察泥沙中污染物的传输过程。一家电子厂商的亚洲工厂工人总是患上共同的特殊疾病，Ramboll Environ公司对工作环境进行了严格定量的检测后，结果显示这种疾病与客户的工厂设备无关。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于环境服务业的报告显示，2000-2010年，全球环境咨询业和工程服务经历了史上速度最快的增长，收益达522亿美元，增速达73%。
全球工程建设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杂志《工程新闻记录（ENR）》每年都会对环境企业进行排名，“咨询和研究”是单独的一类，2014年，前20家公司的收益占到了该分支的六成。
实际上，入华的外资咨询企业近几年才真正与中国接轨。哈莫尼公司最近才开始设计中文网站。这听上去不可思议，经营了22年的中国分公司居然只有英文网站。这在外资咨询公司界却是共性——他们大多数都没有中文网站。
“1990年代进驻中国的外资多，过去20年，我们享受了得天独厚的好日子。”涂震江说，“现在也越来越要和国内接轨。”
外企的蛋糕不仅被分完，甚至还在缩小，多位受访的外资咨询公司高层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了这种担忧。
在开始征收VOCs排污收费的上海，多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已将VOCs的计算业务交给上海环科院。作为政策的制定者，环科院显然对于如何计算更为清楚，收费也更为便宜。
为何入华多年却不接地气？除了收费太贵和国内不习惯按小时收费外，外企受访人士认为主要原因是需要有资质，方能拿项目。
打开一些省级环科院的主页，“资质和荣誉”是醒目的一栏，“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多达数十份。
比如环评，作为在中国最为繁荣的环境咨询服务，外企只能袖手旁观。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华外资咨询公司中，获得环评甲级资质的仅有一家，AECOM因和南昌环科院成立合资公司，而有了环评乙级资质。“我们南昌的乙级资质并没有在上海备案，我们也就不能做上海的环评项目。”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AECOM办公室里，涂震江说。
不仅是环评，其他的项目申请也会受到限制。虽然AECOM的工程师也有多年工作经验，可一旦招标单位对高级工程师的数目进行要求时，涂震江也会有些无奈。“老的工程师再考职称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能鼓励年轻的工程师去考，或是招聘时优先招高工。”涂说，“但是国内考试的内容和我们公司的要求又不一样。”
长期与国内的业务割裂，没有本土的专家形成梯队，接地气的能力会进一步丧失，甚至连招聘都较为困难。
在南大环规院最近一次的招聘中，一个岗位能收到一百多份简历。“招应届生一点都不困难。比较头疼的是，同学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太少，也脱离实际。”陆朝阳说。而一向以海归为招聘对象的哈莫尼则更头疼，秦健民甚至让南方周末记者推荐一些应聘者。
环评只是商机的起点
对于外资咨询公司的淡淡忧伤，本土的咨询机构有些不解，因为不需要资质的业务已越来越多。
凯瑟琳也对中国的环境咨询业充满信心。因为在美国，即便聘用了近千名专家，加州空气资源局依然会委托外界的咨询公司做业务。“因为我们总是有得不到的数据、不想买的模型和特定行业的分析，比如汽车公司和个人是怎么签约的，这如何影响新标准的实施。”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政府服务虽然现在井喷，却只是阶段性的需求，焦头烂额还完旧账之后，业务量就少了。更大的业务还是在企业。正如任何企业都有法律顾问，聘用环境顾问将成为趋势。
“对于中国发展环境咨询业，我不建议优先服务环保部门。”凯瑟琳说，“帮助企业遵守法规才是更有用的，这也是美国大部分咨询公司做的事。”
秦健民记得，美国的环境咨询业在1990年代初发展很快，得益于老布什政府在1990年修订了清洁空气法案。严格而陌生的法规使得全国范围的企业和政府都来找咨询公司做培训。
而对于目前最大的环评市场，未来可能并非主要的咨询业务范畴。在美国，企业需定期通过许可证申报排污情况，大部分都委托咨询公司来做，这是一块比环评更大的市场。
中国正在执行许可证改革，这有利于政府监督执法，也被市场看好。吴志成在2016年3月频繁参加了造纸、石化化工行业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研讨会，对美国环境质量法规和排污许可证制度进行了介绍。有些企业已经来找AECOM，了解为何环评通过的脱硫设施并不好用，想要换一个更合适的。
另一块大的市场则是产业链的延伸。国内做监测仪器起家的聚光科技、先河环保也已经开始做咨询。有着悉尼、伦敦的奥运会场地规划经验的AECOM，最近也在中国整合团队，提供从设计、建造，到投资、运营的全方位综合性服务。这个尺度甚至大到一座城市。“AECOM上海的规划团队正在给四川绵阳做全球韧性城市的规划设计，包括雨水公园、海绵城市等。”涂震江说，“这个不需要资质。”
尝到城市尺度整体服务甜头的不只是环境咨询公司，比如做财务咨询的大岳咨询、济邦咨询给政府当投融资顾问，帮助政府策划PPP项目，近年的业务中，一半以上都与环境有关。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公司的第一单项目就和环境相关，帮助一家苏州公司实施臭氧层保护的清洁生产计划。1996年成立初期，公司还处于学习阶段，国内的项目不多，以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项目为主。2002年后的十年，住建部大规模推行PPP模式建设污水处理厂，业务上了新台阶。2013年后，PPP成为国家战略，公司业务量每年翻一番。
和外企一样，民企也会受到资质的限制。“红顶中介做的是‘可批性报告’，不是可行性报告，和审批机关关系好，能够通过。”金永祥说，“这是行政职能的延伸，我们基本不做。”不过，金永祥相信只要实力强了，仍然会受到政府重视，正如现在发改委的文件也会直接发给大岳公司。
可是，让金永祥担心的是，好不容易渐渐胜过有资质的红顶中介，多个省市县政府又在建立PPP咨询机构库，不进入这个咨询库，就没有资格参与当地PPP项目。
这似乎又是资质门槛。
